陈桥驿教授访谈录
陈桥驿，浙江绍兴人，1923年出生，原杭州大学地理系教授，现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1994年，国家人事部发文公布为终身教授，并要求其“继续研究，继续著作”。陈桥驿教授在历史地理学、郦学、历史地图学、地方志和地名学研究、城市研究、古都研究以及翻译等方面造诣精深，成就卓著，有《淮河流域》、《祖国的河流》、《水经注研究》（一集、二集、三集、四集）、《郦道元评传》、《水经注校释》、《郦学札记》、《绍兴地方文献考录》、《吴越文化论丛》等学术专著28种；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国七大古都》《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都城辞典》《浙江古今地名词典》等书籍10余种；另有点校古籍及外文翻译作品10余种，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地理学报》《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各类论文200余篇。
颜：陈先生，再过些日子，就是您83岁的生日了。80多年的风雨人生，您传世的著述车载斗量，留下的往事不胜枚举。在您的家乡绍兴，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您聪慧过人的神童形象，诸如五岁熟背《神童诗》《幼学琼林》，六岁时一个上午背熟《大学》《中庸》，等等。您的这些“童子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下练就的？
陈：说到“童子功”，对我来讲确实是一件受益匪浅的事情。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我的祖父陈质夫。我祖父是一位清末举人，博学多才，诗书画无所不通。因为中举后就遇上了废除科举的辛亥革命，他只得“退而独善其身”。博览群书、教习子孙成为祖父的必然选择。我是家中的长孙，加之祖父认为我天资聪颖，博闻强记，所以，他在我身上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也倾注了太多的心血。祖父的旧学功底非常深厚，为人又质朴严谨。经过祖父多年规范严格的教育，我的知识日渐丰富，基础日渐扎实。记得6岁那年，一天上午，祖父教我读《大学》和《中庸》两文，开讲前，他点起了一根线香。祖父讲得很快，线香燃尽约一个小时，他便将两篇文章讲解完毕。接着就开始让我读课文，祖父又点起了一支线香。《大学》有1700多字，《中庸》有3600多字，当线香点完的时候，我已能一字不漏地把《大学》《中庸》背下来了。这时，祖父才露出满意的笑容。从7岁起，我继而背读《五经》，开始阅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水经注》等典籍，并精读了《旧唐书》之前的史书。我的史学基础就是在少年时候打下的。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本绍兴县县立图书馆的借书证，为此我每周必去数次，阅读借书，有机会读到了《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和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绍兴地方文献，从而对地方文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祖父耳濡目染的熏陶和严格规范的训导下，我练就了过目不忘的基本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旧学功底，还养成了认真严谨、老老实实的习惯和作风。所有这些，都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颜：您是学界闻名的郦学泰斗。据我所知，您对《水经注》的兴趣也源于您的祖父。就像您祖父所希望的那样，您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03年，您的《水经注校释》荣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请您谈谈您在《水经注》研究方面的一些感受和经验。
陈：还是在蒙童初开时，祖父经常给我讲故事。听祖父讲故事成为我小时候的一件乐事。我记得每逢开始讲故事，祖父总要翻看一叠开本很小的线装书，因此我知道这些故事就是从这书中来的。于是这叠书在我心中充满了神秘色彩。年岁稍长才知道，这部书叫《水经注》。可以说从童年时代起《水经注》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虽然我是从童年时代就开始诵读《水经注》的，但其事属于一种偶然的机遇，也就是我祖父的指点，后来逐渐成为一种爱好，以至于成为终生研究的对象。然而我自己也断断想不到，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里，我竟因研读此一书而受尽折磨。其曲折的经过在《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已有详述，我不再细说。
我的郦学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至今已有15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24种郦学著述。我对《水经注》的研究，涉及许多领域，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9个方面：1.《水经注》版本学的研究；2.《水经注》地名学的研究；3.郦学史的研究；4.《水经注疏》版本及校勘的研究；5.赵（一清）、戴（震）《水经注》案的研究；6.对历代郦学家的研究；7.《水经注》校勘、考据与辑佚研究；8.《水经注》地理学的研究；9.《水经注》地图学的研究。我比较注重用现代地理学观点与方法研究《水经注》，为此侯仁之教授说此“为《水经注》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途径”，史念海教授称这是“用新方法研治郦注，别开生面，为郦学一大转折点”；日本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称拙著是“《水经注》研究史上最值得纪念的里程碑”，日本关西大学还将拙著定为研究生教材。所有这些我都看作是对我郦学研究的鼓励。
虽然我和《水经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完全弄清了《水经注》的诸多问题，对《水经注》的研究依然是我今后学术生涯中的主要课题。承蒙中华书局的厚爱，目前我正在将《水经注》进行重新点校注释，再译成现代汉语，译成英语，然后结集出版。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希望它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郦学研究的水平。
颜：在郦学研究的过程中，您还有一个著名的“副产品”，就是您曾经提出了“地理大交流”的学说。这一精辟深刻的创见，使南北朝时期地理学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为之一新，对中国地理学史乃至史学研究都很有意义。您能谈谈“地理大交流”学说的相关情况吗？
陈：在对《水经注》以及作者郦道元研究的时候，我对“五胡乱华”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认为，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代是一个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从地理学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地理大交流”可以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相提并论，或者说完全可以与之相媲美。
“地理大交流”发生在公元4世纪，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跨越长城，进入华北和中原，他们告别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开始在汉人世居的小麦杂粮区定居。而华北和中原的汉族则被迫迁移到江南稻作区。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参与交流者都面临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由此扩大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这场“地理大交流”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地理学家和新的地理著作。这一时期的地理著作和以前的地理著作有所不同，在“地理大交流”中出现的地理著作，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实地考察的成果。这类地理著作，内容真实，能够充分反映地方特色。后来人们把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大量的地理著作起了一个总的名称：六朝地志。在所有这个时代的著名地理学家中，最杰出的是北魏的郦道元，他的名著《水经注》，是六朝地志中无可争议的翘楚。
颜：1985年，您出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前后长达十余年。可以说您是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前辈之后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又一位带头人。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您的侧重点在哪里？
陈：几乎在所有场合，人们在介绍我的身份的时候，总要加上“历史地理学家”这样的称谓。的确，历史地理是我的本行，但称“家”是不敢当的。我只是在新老同行的指教和帮助之下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
早在1963年，由竺可桢先生主持的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我提交了一篇研究绍兴地区历史上森林破坏的论文，受到了谭其骧、侯仁之、徐近之等几位前辈的一致赞扬。侯仁之先生特别指出，这篇论文属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所以值得重视。后来这篇论文由侯先生推荐到《地理学报》上发表。前辈们都认为我应该对这个地区继续作深入的研究，并且要扩大研究课题。为此我颇受鼓舞。更为令人感动的还有国内外知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他在为史念海先生的论文集《河山集三集》所写的序言中，竟也提及了我的研究工作。他说：“陈桥驿先生是从研究宁绍平原起家的，他六十年代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两篇关于宁绍平原鉴湖森林变迁的论文，立即引起注意。以后对宁绍平原的城市、聚落、水系变迁的研究都被认为是宁绍平原研究的权威。其论文的特点之一是能从全面看一斑，并能从一斑以窥全面者，因此在国内外都很著名。”这显然是一位饱学长者对后辈的鞭策。
在吴越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中，我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宁绍平原，特别是这片平原西部的绍兴地区，着重于研究这一带历史时期的地理演变，当然也涉及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地名学、文献学、方志学等学科。这些研究不仅受到了国内学者的鼓励，同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在学术上的禁锢和闭关自守有所缓解，于是我发现，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发表的成果，有的已经被国际学术界翻译，有的已在国际汉学研究中被广泛引用。接着，日本和美国的汉学家纷纷与我直接交流，其中有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日本地理学界元老、广岛大学名誉教授米仓二郎，日本大阪大学教授、后来出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斯波义信等。在我的研究室中进行较长时间研究或进修的外国学者也前后相继。如美国瓦尔巴莱索大学历史系主任萧邦齐教授，他以萧山湘湖的变迁与宁绍平原水利史为研究重点，在杭州、萧山、绍兴等地进行了为时数月的室内文献工作和野外调查，返国后撰成《湘湖——九个世纪的中国世事》一书，于1989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副教授堤正信，他以研究吴越地区的历史聚落地理为重点。至于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和讲学的国外大学更是多达数十所。这些工作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在国外的传播和促进中外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颜：古都研究现在正方兴未艾，您曾先后主编《中国六大古都》《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都城辞典》等书，从您个人的角度看，古都研究应该注意些什么？
陈：从聚落地理学的观点看，聚落、集镇、城市、古都是四种不同类型的聚落，它们有着自己发展变迁的规律。一座现代城市，在其以往的发展历史中，古都是它登峰造极的经历。我曾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聚落、集镇、城市、古都》中，为一个现代城市而获得古都称号设定了两个条件：第一，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经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首都，却并不计较独立政权的辖境大小和时间长短。例如，五代的闽，建都长乐府（今福州），只有三十七年；五代的南汉，建都兴王府（今广州），只有五十五年。但福州和广州均可作为古都。第二，可以称为古都的现代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必须与当年的古都重合，或部分重合。我以为这是古都研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点，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古都研究就会失去应有的价值。
问：您不是方志学家，但在浙江以及全国的方志界却有着极高的知名度。您先后为几十部地方志作序，还担任诸如《黄河志》等全国性志书的学术顾问；不仅利用地方志做学问，而且研究方志，开设方志学课程，发表许多相关学术论文，提出了一些极富见地的方志学说；不仅指导了像《绍兴市志》《绍兴县志》这样的著名志书的编修，而且身体力行，先后独立编纂或主持编纂了多部志书；不仅为全国各地引回了多部地方志的珍稀版本，丰富了国内地方志的收藏，而且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为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您为什么如此钟爱地方志、重视地方志？
陈：这首先因为我是方志的“大用户”，甚至可以说是“大用户”中的“特大号”，在使用的过程中，我清楚地了解地方志的独特价值。我的论文《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和《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前者引用方志30多处，后者则达50余处；而我1984年编纂完成的《浙江灾异简志》，引用方志达数百种；1999年出版的《水经注校释》所及的方志更达数千种。我注意在论著中汲取旧志的精华，为我所用，这样往往可以获得其他史料难以达到的效果。
再说地方志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工作者，我觉得有责任为弘扬这一文化遗产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所以，几十年来我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参与到地方志的编修、指导与推介等工作之中。说实在的，这些工作花去了我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我认为这些付出是值得的，因为国内外的学者和其他读者对地方志的了解越来越多了。
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启动了第一轮新方志编纂工作。为适应当时修志工作的需要，浙江省出版局组织编写了一套《浙江简志丛书》（共9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第一次大规模地编修地方志。我应邀加盟其中。在这套丛书之中，我是《浙江地理简志》和《浙江灾异简志》的主编，后者其实是我花了二十几年心血的个人成果。此外，我也是《浙江分县简志》的主要编者，并为此志撰写了序言。同时，我还主编了《杭州市地名志》，这是浙江省第一种公开出版的地名志。
从80年代开始，我多次赴美国、日本、巴西、加拿大等国，或访问讲学，或担任客座教授，或招收进修学者。我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为全国许多地方引回了国内已经不存而国外图书馆尚存的珍稀方志版本，如乾隆钞本《越中杂识》、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本《象山县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钞本《常山县志》、光绪钞本《新市镇续志》、顺治刊本《秦州志》等。1983年，当我从美国引回的孤本——乾隆《越中杂识》在国内排印出版时，我国负责古籍整理领导工作的李一氓先生，曾以十分兴奋喜悦的心情说，这“对古籍整理是很大的贡献”。我还利用出访的机会搜集国外中国方志资源的状况，了解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地方志的看法，先后撰成《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民国〈鄞县通志〉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关于编纂〈国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孤（善）本目录〉的建议》等文。1996年，我还应《中国地方志》杂志的要求，专门撰写了《北美汉学家论中国方志》一文，把我在国外所见的中国地方志有关情况及北美汉学家对中国新编地方志的看法与要求，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与说明，使方志界了解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们对中国新编地方志的评介与要求。
至于开设方志学课程，我的初衷为了让学生了解地方志这一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在学习、研究中利用方志。60年代初，我在杭大地理系开设了“方志阅读”这门选修课，后来学校教务处又让我改成“方志学”，所以说，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较早开设该门课程的学校。尽管是选修课，但我并不马虎，精心准备，精心讲授，尽可能用新的观点解释、分析旧方志。这也算是为弘扬地方志这一传统文化尽了一名教师的职责。
颜：说到教师，您现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终身教授之一，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仍坚守在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听说您只上过三个多月的大学，换句话说，您主要是依靠自学才达到现在的水平的，也可以说是您持之以恒的自学使您登上了学术水平的巅峰。您的这番经历对大家来讲，既充满了好奇，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您能不能谈谈您上大学的经过和自学的体会？
陈：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发生。从初中到高中，我都是在枪声惊耳、炸弹临头、学校播迁、连年奔波的恐怖艰难的日子中度过的，正常上课成为那时我们的一种奢望，自学就是我们当时必须做出的选择。1944年我高中毕业，便雄心勃勃地踏上了梦想中的大学之路。那正是抗战烽火连天的时代，国内许多名牌大学为避战火而内迁到西南。当我从绍兴经金华转道江西上饶奔赴赣州时，著名的衡阳会战刚刚结束，通往内地的道路被日军封锁，大批来自东南地区的求学青年被困赣州。进退维谷之中，我不得已考入当地的国立中正大学教育学系，因为就读该系全部公费，无须为邮路中断、生活费用不继而发愁。
然而，事与愿违，自己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却使我感到十分失望。那种老师在上面讲解，学生在下面恭听的生活，我在高中时已经开始厌倦，谁知到了大学，又是这样的局面，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想在这样的大学读书还不如在家自学。三个月多后，年轻气盛的我离开了自己毕生唯一就读的大学，回到了家乡，开始了自己边自学边教学的生涯。
在2005年10月出版的《黄河文化论坛》上，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章，文中以我及我的两个儿子自学的经历，向大家阐述了我对现行大学制度弊端的看法以及对自学的意义的认识。诚然，自学有着相当的难度，但自学也有它独特的优势，如果终身不断地进行自学，那肯定会创造了不起的成就。我十分注重自学，对自学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为了自学，我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偷偷自学。最惊险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我身在“牛棚”，这样的情况不允许我公开自学，我只好用“红宝书”的封皮包着《水经注》偷偷地自学，偷偷地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要是被发现，定然是罪加九等，其结果也可想而知。如果说我的《水经注》研究有一点成绩的话，那也是建立在自学的基础上的。
我懂得一点梵文，也主要是靠自学完成的。1954年初，我任浙江师范学院讲师，教外国地理课程。因为教学与科研的需要，我决定自学梵文。梵语、梵文号称“绝学”，自学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硬是靠自学学会了一点梵文。我衷心地希望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要注重自学，终身自学，这样每个人都会成为专家的。
颜：您精通英语，在外语人才众多的浙江省，您曾经担任外语翻译组的组长，实在是令人惊讶。在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外语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您有什么经验？又有什么忠告？
陈：我学英语，用的是最笨的办法——背词典，这对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没有借鉴或者参考的价值。我读初中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的英语就是在那时学的。我当时背的是平海澜编商务版《标准英汉辞典》，我把词典装在一只那时称为警报袋——逃空袭警报时随身放杂物的口袋里，外带一个红色印泥盒和一根几寸长的竹签，每读一个单词，就用竹签在单词前点一个小红点。一般说来，读一遍，用心记，基本上能记住，出现忘记的单词，再读一遍，不少单词就有了两个小红点。这样到高二，就全都读完。我是把所有的零星时间都用起来了，即使在躲避空袭时也在读在背，因此直到现在，我的词汇量还是比得过人家的。在读背单词的同时，我还生吞活剥地大量阅读英文原著，自己的英语水平也就随之提高。
外语的熟练运用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促进人的思维，提升人的学术水平。从1983年起，我先后受聘担任日本关西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等学校的客座教授，并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讲学。这期间，我有幸与世界上许多一流的历史地理学家如施坚雅、米仓二郎、斯波义信等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获得了不少的信息。如果没有英语这一工具，要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那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不光是学术研究，学好外语对宣传中国也是必不可少的。举个例子来说，1982年，我去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国际地理学会议，由于与会代表虽然都是地理学家，但绝大部分都不是汉学家，为此我用英文写了一篇介绍杭州城市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论文：Th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angzhou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um（原意为《一千年来杭州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后来译成中文时改为《千年营建，誉满神州》），却不料在宣读此文时，当场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一一作了令他们满意的回答。在此后的一、二年中，我在杭州接待了好几批参加过巴西会议的学者，有的是专程来的。通过这些工作，杭州的知名度在国际地理学界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所以我说，外语作为一种工具，年轻人一定要想方设法掌握它，这样既可以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如虎添翼，又能够为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祖国发挥很好的作用。
颜：无论是在以前的杭州大学，还是在现在的浙江大学，您都以正直善良、敢于直言、敢于仗义、风骨傲然而赢得众人的尊敬。您认为一个学者的品行与学问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做人与做学问应该如何统一起来？
陈：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的学问家必定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我非常崇敬的蔡元培先生，可谓谦谦君子，皎皎完人。做人与做学问在蔡先生看来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人们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一个学者的品行与学问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又比如我所熟悉的谭其骧先生，为人善良，正直无私，是非分明，治学严谨，待人谦和，行事低调，确实是我们后学的榜样。
现在学风不良、学术腐败成了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我在《学术界》2004年第3期上曾经发表过一篇《论学术腐败》的文章，指出学风不良、学术腐败远比刑事犯罪和伪劣商品更为严重，它可以从根本上斫伤我们民族的元气。我特别推崇至今仍可作为学术界圭臬的乾嘉学风，我理解的这种学风，应该不仅仅限于它严格的训诂和考据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对学人的人格规范和做学问的道德准则。因此，我认为在目前，作为一个学者，要做到做人与做学问的同步完善，不妨首先从端正学风做起，身体力行，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浮夸炒作，不虚张声势，更不做抄袭和剽窃的营生，从而为改善我们国家的学术风气，甚而至于改善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其实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人们常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更是不可无傲骨，否则，不仅在做学问时会缺乏主见，而且往往会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丧失人格甚至国格。我前面说到，我接触的国外人士比较多，他们绝大多数是比较友好的，但也不乏存在傲慢与偏见的人，面对这样的人就必须坚持不亢不卑，不能因为他是洋人而放弃原则。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国代表团中的一位美国学者对我说：“听说中国女人的小脚很有趣，可惜我三次来中国，一次都没有看到。”我听后马上用英语回敬：“这要怪你妈妈。”他的同伴不解，问为什么要怪他妈妈。我说：“怪他妈妈晚生了他一百年。”众人大笑。而我尚觉意犹未尽，又说：“即使你妈妈早生你一百年，你也未必能看得到，因为旧时的中国女人都很贤淑拘谨，从不会以脚示人，更何况对像你这样的素不相识的国外来客。”那位学者也只好尴尬作笑。还有一次，我在日本讲学，一次聚会中有一位日本人谈及中国颇有些不以为然，我便站起来说：“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在唐代，中国是先进的，日本派了大批的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但中国也从日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今天，日本在科学技术等许多方面是先进的，值得中国学习，但中国也有不少值得日本人学习的地方，比如我，就是你们请来的客座教授。”话音刚落，便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可见我的回答是恰当的、中肯的，获得了在座的各国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一致赞同。我觉得软弱不是我们应有的品性，绵里藏针，有礼有节，来往中既含智慧，更具风骨，也许更能赢得外国友人的尊敬。
当然，一个人的高尚品行还有许多方面，我比较推崇的是这些方面，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基本操守。
颜：最后，我想请陈先生谈谈人生感言和未来目标。
陈：就我和人类历史及人类社会的关系来说，我是一个很大的“负债户”。因为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为我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知识海洋，让我毕生沐浴在这个深深的海洋之中，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而我留在这个知识海洋之中的，仅仅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水滴。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哺育我的何其多，而我报答它们的却何其少。对于我来说，我所从事的教育与科学研究工作，既是我的职业，也是我对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应尽的义务，是我偿还“债务”的唯一方法。所以，我的工作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乐趣，一种寄托。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耕耘不息，为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作尽可能多的回报。
（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