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环视也”（《说文解字》），“顾瞻周道”（《诗经·桧风·匪风》）。引申为顾及，考虑。“顾润燥”就是考虑顾及润燥之性，主要指脾胃之润燥有别。脾喜润恶燥，胃喜燥恶湿。

“脾喜燥”之说，是由《素问·脏气法时论》的“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演绎而来，指治疗脾湿证时，用苦味药燥湿。“脾恶湿”之说源出于《素问·宣明五气》和《灵枢·九针论》都提到的五脏所恶：“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张景岳注：“脾属土，其应湿，湿胜则伤肌肉，故恶湿。”脾虽主湿，但湿过多，必损伤肌肉四肢，发生痿痹、水肿等证。因而脾之运化不及，则恶湿之过盛。吴崑注：“脾以制水为事，喜燥恶湿，湿胜则伤脾土，急食苦以燥之。”明确把脾喜燥和恶湿两方面联系在一起。吴崑还在其《医方考》中谈到：“然脾胃喜甘而恶苦，喜香而恶秽，喜燥而恶湿，喜利而恶滞。”姚止庵谓：“脾本湿土，而性则喜燥，盖湿极则气滞而不能运化矣。”叶天士云：“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这些论述，探讨了脾胃清浊升降、燥湿喜恶等特征，有利于正确理解脾喜燥恶湿的含义。脾喜燥和脾恶湿性质不同，脾所恶的“湿”是水湿过盛损伤脾阳所致的脾湿证；脾所喜的“燥”则是对脾湿证采取“燥湿”的治疗原则。

“胃喜润恶燥”之论，《黄帝内经》中未曾明示，但有按语，如：“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素问·痿论》）。阳明盖指胃，主润宗筋，当作喜润解。又“肾者，胃之关也”（《素问·水热穴论》）。“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素问·脏气法时论》），皆意在胃之喜润。直到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脾胃》“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明确指出“胃喜润恶燥”的特性。从脾胃的病理状态来看，则脾为湿土，胃为燥土。这在《黄帝内经》中已明确提出：“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黄元御进一步解释道：“盖足太阴脾以湿土主令，足阳明胃从燥金化气，是以阳明之燥不敌太阴之湿，及其病也，胃阳衰而脾阴旺，十人之中，湿居八九而不止也。”病理上不仅脾湿胃燥，而且脾湿多于胃燥。明代方广说：“脾恶湿而好燥，古方中多用燥药为脾湿故也。然胃火亢盛，口燥咽干，呃哕不食，又当以润剂治之。”路老在总结前人以及个人多年临证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湿邪为病最多最广”，“百病皆由湿作祟”，“不独南方多湿，北方湿病亦不少”等观点。并创见性地提出“湿多燥亦多”的观点。湿与热合，外湿与内湿相合，内热与外热交蒸，常化火伤阴而燥生；外湿伤人，湿邪困脾，或脾运本虚，脾虚脾困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津液敷布失常，当至而不至，不当留而滞留；不当留而留之所湿生，当至不至之处燥生。

所谓顾润燥，直者，调理脾湿胃燥；曲者，兼顾阴阳之润燥，而脾得升清，胃得降浊，继而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脾为太阴湿土之脏而主运化水湿，得阳气温煦则运化健旺；胃为阳明燥土之腑而主受纳腐熟，得阴柔滋润则通降正常。故叶天士云：“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然阴阳互根，相互为用，太阴脾脏之阴，既能滋养脾气脾阳，又能济阳明胃腑燥土之阳，使无燥热偏胜之弊；阳明胃腑之阴，既能济太阴脾土之阴，又助脾胃之阳，使无寒湿困阳之厄。故喻昌云：“相连脏腑，默相渗灌。”因此运用甘凉濡润、淡养胃气之法时，须知脾胃为一整体，阳动阴静，治有刚柔，既要防滋腻碍脾，又须避阴柔壅胃，故甘凉濡润之中，佐以辛香、辛苦流动之品，以达到补脾阴而不碍胃阳，培中宫而不燥津液，宣通滞涩而无燥之弊。

脾升，主输布精微于周身；胃降，主受纳腐熟，推陈致新。清升浊降，则中气旺盛，化源充足，如黄坤载《四圣心源》云：“中气旺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水谷腐熟，精气滋生，所以无病。”脾升胃降相互协调、相反相成，如周慎斋所云：“胃气为中土之阳，脾气为中土之阴，脾不得胃气之阳则多下陷，胃不得脾气之阴则无转运。”概括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临证中虽升麻、柴胡、葛根、防风等，能鼓舞下陷之清阳，助脾气之升发，但此类药偏向温燥，易伤阴助火，故在临证中可选荷叶、生麦芽等轻清芳香之品，有升举清阳之功而不伤阴助火，既顾护了脾胃阴津，又达到升发脾之清阳的作用。消食导滞之品又宜以生谷芽、生麦芽、山楂、神曲、鸡内金等为主，同时以八月札、绿萼梅、玫瑰花等理气解郁，以生发脾气，复其升降，增其化源。

脏腑之阴阳属性与其生理功能及所喜恶的环境密切相关，脾喜燥而恶湿，胃喜润而恶燥，肺主升清而恶湿阻，肝体阴用阳而喜柔润，临证之时，必考虑脏腑之阴阳属性和其喜恶，用药勿过于温热而伤其阴，亦勿过于寒凉而碍其阳。此外，药物自身有其刚柔润燥之殊，遣方之时，倘若用药阴柔滋腻，少加入理气畅中之品，以防其碍胃；温补为重，亦不忘佐以滋阴之味，以防其过燥伤阳。做到补而不壅、滋而不腻、消而勿过，才是圆机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