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记得16年前负笈东渡，飞机飞越富士山上空，俯首翘望山顶白雪皑皑，碧空清澈，真有一种海阔天高之感。这种感觉之所以特别强烈，也是因为刚刚结束了在沣西数年的田野考古生涯，特别是后两年由于修建工作站而整天耗时于建筑工地的瓦砾杂务之中，不由不有厌烦之想。所以，我当时即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去看看中国以外的学问，看看考古学以外的学问。在日本东京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得到了导师松丸道雄先生从学习到生活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也在他的影响之下开始完成了自己学术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我开始尝试逐渐摆脱考古学上习惯的时空模式的思维，而是更多地来考虑事物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赖以存在的整体结构问题，这也就是松丸先生常讲的“歷史学その物に対する理解”。特别是松丸先生对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多方面兴趣和深入研究，更使我感到视野大开。在松丸先生的影响下我开始专门钻研喜好已久的西周金文，并在一开始就学会把它们当成了解西周社会和政治的历史学资料来对待。

1992年我从东京辗转来到美国纽约，以所谓“而立之年”才开始学习英文，其中甘苦自不待言。不过，我很幸运地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另一位导师，即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芝加哥大学的东亚语言和文明系过去即有研究西周时期的传统，而夏含夷先生的研究更是精深，特别是其在《周易》、《竹书纪年》和西周年代学等方面都有公认的卓越成就。他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并以对文献的批判态度来研究金文，在很多问题上卓有创见。跟他读博士，不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在西周金文方面的兴趣，同时也有机会涉猎有关西周文献方面的许多课题。更重要的事，在他的不断批评中，我逐渐学会了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但同时又不过分地使用所有证据的一个方法。记得他在批语中常常说的一句话是“Your evidence can only be as strong as your weakest point”，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含义，学问是做不好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没有和其他来自中国的考古学生一样去专攻美国的人类学，而是决定继续从事西周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我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芝加哥大学学风严谨，名师如林，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全球顶尖的学者。这里的学生们也几乎只有一个信念，即把自己变成将来最好的学者。在芝加哥学习的6年期间，我初步（只能说初步）了解到了中国研究以外学问之深、之大，而且领略到这些学问是怎样在一个学术的大千世界里相互联结，并互为基础。其中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达自不待言，我格外感到受益的是有机会窥探到西方古典时期历史，特别是罗马历史的研究，深感到其事实考证之精密，理论阐释之深邃，实是叹为观止。而占据西方古代史研究之主流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更是名家辈出，成果丰硕，从理论到方法均到达了一种高度成熟并不断反思的阶段。这其中有许多我们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特别是在中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所值得学习的命题和方法。西方历史学的长处在于它能够以事实为基础，以概念的理论探讨为途径，整体框架和局部可以有机结合，并能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人类学融会贯通。我们常常喜欢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中国的学问，把这四个字用在西方学问之上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即是以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其英文原版于2006年8月由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虽然这本书是在90年代末开始撰写，但可以说它是以前20年我对西周时期的思考和研究的一个总结。因此这本书能够问世，我首先要感谢我学术生涯中的三位导师：我的中国老师张长寿先生——他使我在考古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的七年中受到了严格的田野考古学训练，帮助我完成了学术上的起步，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考古学基础；我的日本老师松丸道雄先生——他使我看到了有关西周青铜器研究的诸多有趣的方面以及怎样把它们和西周社会的研究联系起来；我的美国老师夏含夷先生——他使我学会了西方学问的学术规范和现代历史学的精要，并且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的最早规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书的首页纪念已故的陈公柔先生，他曾在考古研究所为我上了首堂古文字课，并在以后的研究中多有指导。记得当时考古所研究生很少，上课的只有我和傅宪国两人，先生却为我们写了长长的讲稿，他的谆谆教诲，至今尚在耳边。

书中包含的很大一部分研究是在野外进行的，以我在1997年到2003年对有关地区的三次实地考察为中心，期间我得到了中国考古界许多同事和朋友的热情帮助。虽然担心已经忘记了一些名字，但是以下各位则是我要特别感谢的：甘肃省文物局张珑先生、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罗丰先生（前固原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先生、宝鸡市博物馆胡智生先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涛先生、烟台市文管会林仙庭先生。回到北京，则要感谢帮助我安排在外地旅行的考古研究所同事梁中合、傅宪国、郑若葵等先生和国家文物局的宋新潮先生。另外，我还要感谢孙大卫（David Sena）先生，他曾和我一起于1998年经历了纵贯陕北的艰险旅程，直达榆林；我的弟弟李刚先生，他曾于2003年带我完成了另一次艰难旅行，最后到达秦国起源地的甘肃礼县。

这个中文译本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的汤惠生教授，他安排他的研究生徐峰先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本书进行了艰苦的翻译，他并亲自对译文进行了两个月的精校。这本书内容含量大，英文表达有时非常复杂，徐峰先生能译到这个程度，已是功不可没。我还要感谢上海大学的朱渊清教授，由于他的大力推荐这本书得以纳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我离开中国学术界多年，其间鲜少用中文发表著述，所以我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版也可以说是对国内老师、同行和朋友们的一个汇报。由于人生的特殊机遇，我有幸能够在实地切身地体验中国、日本和西方三方面不同的学术传统，写成的这本拙著对国内的读者或许还能有一些参考或批判价值。当然，其中成败读者可以自己判断。

应该提到的是，原书写作的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因此书中引用著述往往以英文著作为先，对于中国国内特别是近期学者的有关研究则难免有疏漏之处。特别是从英文原著写成到中文译本出版可谓旷日持久，有些新资料未来得及补充，这些均望读者能予谅解。体例方面，为读者查证方便，所引文献一律注明版本和具体页码。经典的引用一律采用《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哲学著作统一引自《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史记》之类史书的则用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标点本（1959年始）。引用青铜器铭文一律采用《殷周金文集成》（简称JC）（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简称JL）（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铭文编号也以此二书为准。新近出土而不见于二书者则另行注明。为了行文简便，考古简报一般只注明其在所载刊物中的出处而不加篇题；专刊和图录则直接引用书名，不加著者单位长名（有关信息读者可以在书后文献目录中查看）。另为方便起见，西周王年均采自夏含夷先生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xix页。虽然我相信夏含夷先生的考订更好地反映了我们现有的证据，但其他新的编年体系如《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2000年，第88页）也存在，而许多王年的最后结论尚要等待更多证据。需要说明的是，夏含夷先生所定年代采用了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先生于1983年提出的“二元年”理论，即一个王有两个元年，其一为先王死后新王世的开始，另一为先王服丧期满后新王正式即位之年。因此，在倪德卫-夏含夷系统中，大多数周王都有两个元年。

李峰

2006年9月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