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汾河谷地

晋南的汾河谷地，虽然相去洛阳地区并不遥远，但却因为太行和中条两座山脉而与东部平原相隔开。鉴于从汾河流域进入渭河流域周人心脏地带的便捷性，这个地区在西周晚期向东周转变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对它做一综合论述。

地表形态的特征

太行山以西是晋南的汾河谷地，它被夹峙在东边的太行和西面的吕梁山之间，是位于山西中部一个巨大的断层地堑。汾河源出宁武县管涔山，经太原市南流至侯马附近西折，很快便汇入黄河（地图1）。这片河谷广阔而平坦，两侧是绵延不绝的黄土台塬。汾河的上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原盆地，是一片海拔在700-900米之间的开阔地带。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富饶的农业区和山西省的中心。在河谷的北面，层层丘陵与山脉逐步向蒙古高原过渡；往南越过霍山，便是汾河下游盆地了。汾河下游的海拔比太原盆地要低很多，且黄土很发育，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在整个历史时期，汾河下游比北面的太原盆地更常成为山西的经济中心。继续南下，这个地区实际上已分化为两个流域：汾河下游西折汇入黄河；涑水则沿着狭窄而高峻的中条山北麓往西南方向流动，形成了另一个小的三角盆地。中条山脉绵亘于黄河北岸，将整个汾河谷地、山西省的腹地和黄河以及河南省的开阔平原分割开来。相较而言，汾河谷地与西部的渭河谷地紧相连接，它们在黄河的中游共同构成一片连续的低海拔地带。

汾河谷地的交通

从历史上来看，汾河谷地为西部渭河流域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条备用路线。黄河两侧的这两片河谷向彼此张开，因此两个河谷之间并无跋涉之障碍，除了人们渡河涉水要费点事。事实上黄河不仅仅是两省之间的分界，在历史上它也曾作为交通路线被加以利用。正如战国资料所显示的，人们可以直接从渭河行船，在黄河上逆流而上，行进一段后便进入汾河，抵达强大的地方封国晋的心脏地区。公元前647年，汾河谷地发生严重饥荒，邻近的秦国向晋伸出援手，据说从秦都到晋都之间，河中运粮的船只相继不绝。而次年当秦国也遭受大饥荒时，晋却拒绝提供帮助。穿越汾河谷地进行交通的真正障碍在于道路的东段。它途经陡峭的中条山，传统上被称为“轵道”，因为汉代的轵县（今济源附近）就位于这条古道的出口处。西周时期，正如先前我们提到的，这里可能为原国所在地。这条古道沿涑河向东穿行山中，随后转向东南，取道垣曲、古城，径直向东到达济源（地图6）。公元前7世纪晋文公称霸期间，据说晋国曾在这一线贿赂当地的“夷狄”部族，重新修建这条东去之道。这条古道于是成为晋连接汾河谷地与东部平原的“高速公路”。但近来对当地资源所做的考古学研究显示，这条道路显然在更早的时候，即公元前19世纪至前16世纪期间就已经被加以使用。而在早商时期，随着垣曲商城在道路中段的修建，它在商朝的中心、汾河谷地以及西部更远的渭河流域之间的交通方面，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它的西面，另有一条穿越中条山直至黄河北岸平陆（与三门峡隔河相望）的小道。这也是公元前655年晋假虞灭虢所走的道路。在后来的历史时期，由汾河谷地往外运盐的路线便包括了这两条道路。

考古学上的汾河谷地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晋国的被发现，汾河下游的西周考古炙手可热。自20世纪70年代起，北京大学承担了这项调查研究，最初是为了寻找灭商之前的先周遗存，因为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认为汾河谷地是周人西迁渭河平原之前的故乡。后来，这项研究带来天马-曲村这个大遗址的发现，并且随后在80年代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1991年，遗址中的晋侯墓地被确定，当时原本为16枚一套的晋侯苏编钟（JL：35-50）中的14件被盗墓贼从M8中盗走。随后在1992年至1994年间，又发掘了八组17座大型墓葬（其中14座带斜坡墓道）。2000年末，又有一组位于墓地中间带斜坡墓道的墓葬被发现，这两座墓在1998年被盗。这9组墓葬（多数成对）呈三排分布（图16），青铜器铭文告诉我们其墓地主人是九位晋侯及其夫人。从公布的资料来看，年代最早的墓葬为M7，可被确定在西周中期早段；而年代最晚为M93，属于春秋早期。晋侯墓地出土了大量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M8出土的16件青铜编钟尤为珍贵，其上铸有长达355个字的铭文，记录了晋国和周王室曾联合征讨一个叫作“夙夷”的民族，而“夙夷”很可能就活动在今天的安徽北部或者山东南部一带。

图16 北赵晋侯墓地

（采自《文物》2001年第8期，第4页）

晋侯的世系在《竹书纪年》和《史记》中都有完整保存，因此这次发现带来的讨论也就集中在对出土铜器与两部文献中提到的晋侯名号的相互对证，以及墓葬的绝对年代等问题上。对此，学者们就墓葬的排序以及年代均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意见。由于传世文献与青铜器铭文在有关西周晚期一些晋侯的在位年代上存在着差异，一些学者对西周诸王年代以及晋侯世序进行了重新思考。对本书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这次发现实际上将《左传》中提及的姬姓封国晋的地理位置确定了。《史记·晋世家》云：“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河、汾之东这个晋国的地理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不但扼守了从垣曲西行汾河谷地的通道，同时又控制着从北面顺汾河谷地而下的道路，从而保护渭河谷地免遭两面的进攻（地图6）。

除了天马-曲村遗址外，汾河谷地另一处重要的西周遗址在永凝堡。1957年，这处遗址中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青铜器。1980年，这里又发现了22座西周墓葬，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到西周晚期。这个地区应该是《左传》名单中也提到的霍国的所在地，古代地理文献对此有记载。《左传》名单中同时还提到了韩国，根据地理文献，它离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不远。另外还有两个诸侯国在其他历史文献中被提到（但不见诸《左传》名单），它们分别是邻近韩的耿国以及位于中条山南侧的魏国。尽管这些封国的确切地理位置还有待考古学的确认，但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有两点对讨论汾河谷地的地缘政治构造极为重要：第一，这个地区并未发现任何不属于由周王室分封的非姬姓小国，相反，该地区几乎完全为周王室后裔所建立的封国所瓜分。这似乎显示出这个地区与渭河谷地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在西周王朝的战略上，这个地区的政治地位与东部平原可能有所不同。第二，周的封国仅仅集中在汾河下游盆地，可见在西周大部分时间内，其控制尚未能跨越霍山进入北面的太原盆地。

文化联系

汾、渭谷地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见诸历史和地理文献记载，而且与当前考古学所揭示的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文化关系也甚为吻合。这在汾河下游出土的陶器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虽然目前这个地区陶器方面的考古发现尚未全面和系统地公布（因为青铜器研究几乎占据了考古学家们的全部注意力），但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已能够使我们对当地陶器的基本特征进行推测。这批资料相当清晰地反映出汾、渭谷地的陶器制作继承于同一种传统，并且这种传统与我们在洛阳地区和辽阔的东部平原所见到的迥然不同。根据商甲骨文的记录，汾河谷地曾经存在着一些亲商的政治团体。如果当地与东部的商之间确实存在过一种文化从属关系，那么在灭商之后，当地的文化传统可能出现过一次重大的断裂，亦即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周文化特征绝对明确的陶器生产体系。根据北大考古队1982年公布的陶器分期图表，汾河谷地陶器类型的发展遵循着与渭河谷地同样的序列。这个序列中的主要器物是各式各样的瘪裆鬲与小口罐，而且1980年公布的陶器群也确认了这一点。然而，渭河谷地发展起来的这种陶器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地就被移植到汾河谷地。比如，汾河谷地不见袋足鬲，尊则十分普遍；另外一种器物是可能源于晋北陶器类型的鼓腹袋足瓮，这里比渭河谷地更为常见。总的来说，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给人以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