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主要创新与不足
一 主要创新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深入分析了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机理及实现条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收入分配格局演变问题多是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把注意力放到了对倒U形假说的检验上，收入分配研究领域重经验实证、轻理论实证的现象十分突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把收入分配与二元经济转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但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机理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本书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把结构转型、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演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综合考量了利益博弈、技术变革、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等因素对收入分配演变的影响，深入系统地分析了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演变机理及实现条件，弥补了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有利于收入分配理论与二元经济转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第二，论证并检验了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倒U形演变趋势。由于学术界对收入分配演变问题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对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趋势进行理论实证的研究成果很少，作者还未能检索到对此进行经验实证的研究成果。本书运用描述性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在研究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动态演变机理的基础上，考察了英、法、德等先行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巴西、墨西哥两个拉美国家，以及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情况，验证了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倒U形演变趋势，不仅使经验实证的结论更加客观，而且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经验实证文献的严重欠缺。
第三，深入分析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目前学界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契合性的争论还局限于现象描述的层面。本书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就业比重和全国基尼系数、城乡差值基尼系数进行二次曲线拟合，结论是中国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存在契合关系，从而验证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也存在倒U形演变的趋势。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我国收入分配的演变给出了既符合一般规律，又符合具体国情的理论解释。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内容作者也未能检索到。
第四，考察了三类国家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演变，并从中得出适合我国的经验借鉴。受数据可得性与文献资料不足的制约，二元经济转型国际比较一直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对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我们还未能检索到。本书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英、法、德等先行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巴西、墨西哥两个拉美国家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演变情况，并探讨了上述三类国家和地区二元经济转型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借鉴。
二 主要不足
在本书的研究中，运用类型学的方法考察了英、法、德等先行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巴西、墨西哥两个拉美国家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演变情况，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二元经济转型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教训。但受到文献与数据资料不足的限制，我们对上述国家和地区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契合关系的估计无法做到十分准确，只能大体上符合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转型实际；对其二元经济转型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教训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具体。
[1]18世纪末，萨伊以其生产三要素为基础，提出了“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分配”公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克拉克受萨伊“三位一体”分配理论的影响，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拓展到各种生产要素，论证了每种生产要素都要根据自身的边际生产力获得相应的收入，即工人的工资来自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资本家的利润源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源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
[2]Kuznets，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1955，pp.1-28.
[3]I.Adelman，C.T.Morris，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tanford，CA，U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311；Ahluwalia，M.S.，“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Some Stylized Fac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2），1976，pp.128-135；Felix Paukert，“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A Survey of Evidence”，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08，1973，pp.97-125.
[4]Peter H.Lindert，Jeffrey G.Williamson，“English Workers' Living Standard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 New Look”，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83，pp.17-25.
[5]Fields，G.S.，“A Welfare Economic Analysis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Du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y 93（3），1979，pp.325-353.
[6]Bertola，G.，Foellmi，R.，and Zweimuller，J.，“Income Distribution in Macroeconomic Models”，Journal of Economics 89（2），2006，pp.187-190.
[7]Robert E.Lucas，“On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The Economic Journal 102（411），1992，pp.233-247；Aghion，P.，E.Caroli，and C.García-Peñalosa，“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the New Growth Theori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7），1999，pp.1615-1669.
[8]吴易风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87页。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马克思分配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分配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斯密、李嘉图等古典学派到马克思及后来的新剑桥学派遵循“社会关系”分析的传统，而从马歇尔综合到边际革命所形成的新古典经济，以及后来新古典综合则隶属于“技术关系”分析的传统。我们认为，上述两种传统，实际上是两类不同的分析视角。
[9]Kuznets，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1955，pp.1-28.
[1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