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敌存灭祸，敌去召过

人们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敌人”，而不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朋友”问题上呢？换言之，研究“敌人”到底有什么用？如果我们抛开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和实用主义的研究态度，“敌人”这一论题确实迫切需要从学理上予以深入分析。一般而言，人们都认为敌人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欲除之而后快的祸害。唐代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却认为敌人虽然有害但也存在有利的一面，他写了一篇不同寻常的、名为《敌戒》的短文，其内容如下：“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秪益为瘉。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注：《柳宗元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2—533页。柳宗元的这篇短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如下：人们都知道敌人与我们为仇，却不知道它对我们的益处。都知道敌人对我们的危害，却不知道它对我们大为有利。秦国因有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与之对抗，因而小心戒惧而国富兵强；秦国消灭六国之后，骄傲自满以致灭亡。晋国在鄢陵战败楚国，范文子认为这是晋国的祸患；晋厉公不考虑范文子的劝谏，结果举国上下怨声载道。孟庄子厌恶臧孙纥，孟庄子死后臧孙纥却非常悲戚。“因为治病的药石没有了，自己离死亡之日不久了。”智者懂得这一道理，还是难免祸殃；可惜今人竟然不知反思个中原因！敌人存在因而有所戒惧，敌人消失就得意忘形。放弃戒备而骄傲自满，足以酿成祸患。敌人存在可以免除灾祸，敌人不存在反而会招致过失。如果人们知道这一道理，便能思想光大、声名远扬。警惕疾病的人能够延年益寿，自夸强壮的人反而会死得突然。纵欲而不知节制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昏乱。我写此文的目的是希望人们能够思索其中道理，从而不会有什么过失。）柳宗元从正反两方面提出了著名的“敌戒定律”，其核心思想是“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历史证明，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敌人或敌对面的存在并非总是坏事，并非只有百害而无一益，不择手段消灭敌人或敌对面也并非有益无害，相反，敌人或敌对面的存在可以使自身“兢兢以强”。柳宗元的这一思想类似于孟子所说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敌之为仇、敌之为害，是不言自明的。而敌之有利，并非来自敌人本身，而来自敌人对我们的警醒作用。敌国外患，能否化害为利，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不决定于敌国。

1.2.1　国家需要敌人来确定身份

就现代政治而言，国家需要敌人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和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施米特指出：“敌人是我们自己的作为形象的问题。如果自己的形象是清楚确定的，哪来的敌人呢？敌人并不是某种出于某一理由必须排除和因其非价值而必须消灭的东西。敌人处于我自己的层面。基于这一理由，为了要争得自己的范围、界限、形象，我必须以斗争方式与敌人清楚区别开来。”（注：［德］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第429页。）施米特的论述表明：第一，“敌人”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映现出我们自己的形象；第二，敌人并不是必须排除或消灭的对象；第三，斗争是敌我区分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来界定自我的身份、范围和界限，形象是自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斗争”作为冲突的一种重要表现，使得群体意识和相互分离感不断加强，从而在社会系统中的各群体间形成明确的边界线，群体身份因此得以确立。

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的自我即身份是一个变量，它依赖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建构主义者关心国家身份或文化自我认知如何由它与其他国家互动的历史来形成。（注：参见［美］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如果没有其他国家作为外在的比较物，国家的内在同一性是很难确定的。因此，对他者特别是对敌人的想象在辨识国家的特性、强化国家利益与塑造共同命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注：参见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第3期，第157页。）而敌人意象与自我意象和世界意象是共同建构的，具有三种固定的意识形态图景：第一个意识形态图景是“保守主义”的敌人意象。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不需要学习或借鉴“敌人”的制度。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制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不能传授给其他国家，更不能传授给敌人。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我们”如果变得更像世界，“我们”将会一无所获，而世界如果变得更像“我们”，世界将收获颇丰。第二个意识形态图景是“激进主义”的敌人意象。这种观点可能贬低自我的形象，认为“我们”的制度在结构上不健全，必须寻求根本的改造。“我们”很可能比某些敌对国家低下，因此有必要按某些敌对国家的形象彻底改造“我们”。第三个意识形态图景是“折中主义”或“妥协主义”的观点，介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在妥协主义者看来，“我们”的政治制度在结构上是健全的，但存在某些重大缺陷。因此，“我们”有必要向“敌人”学习并寻找解决办法，矫正“我们”存在的缺陷。简而言之，保守主义者认为，“我们”不需要向敌人或世界学习；而激进主义者则认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吸取敌人或者世界的经验；而对妥协主义者而言，“我们”应该学习敌人或者世界，只是这种学习具有选择性。上述“我们”与敌人相互构建形象的观点，既可能先后出现，也可能同时出现，还可能在某一时间段只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图景。（注：参见［美］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第20—21页。）上述三种不同的意象都隐含了国家需要敌人来确定身份这一观点。

为什么需要敌人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一种状态达到了自身的完美状态之后，只有通过外部的刺激或推动才能开始变化。“若我们没有敌人，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在汤因比看来，人类的文化心理及其构成包含一系列的内在冲突和升华，它们最初来自自然，最终将成为一种心灵意象或情结。他指出：《创世记》中的蛇、《约伯记》中的撒旦、歌德《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罗基、欧里庇得斯《希波吕托斯》中的阿芙洛狄忒以及《伊翁》中的阿波罗，这些神话传说都表明“敌人”在西方文明的起源中充当了特殊的角色，对传达某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注：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古罗马的溃败是古典时代国家需要敌人的一个著名例子。公元前84年，古罗马人征服了最后的敌人，古罗马的独裁者苏拉问：“现在世上已没有了我们要打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将如何？”结果，几年之后古罗马共和国便分崩离析了。现代意义上的美国也是由其敌人造就的。美国的国家特性或认同是由外部力量促成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伟大的敌人，就没有伟大的美国。”自其建国以来，美国发动、参与的战争或对外军事行动超过了240次。寻找敌人、渲染危机、出兵打仗，成了美国军事文化和战略思维的核心内容。美国的防务报告常常持敌人导向型的判断，积极寻找敌人或树立假想敌，作为其国家发展的动力。因此，战争和敌人造就了美国。（注：参见李炳彦：《没有敌人，便没有美国》，《当代军事文摘》2006年第7期，第27页。）毫无疑问，敌人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并确认我们的目的、空间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敌人有助于强化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敌人形象使人们对具有威胁性的和不可理解的事件所作的分类趋于绝对化。它们解释困境的办法是把造成灾难的罪过归之于某一个集团。这样做可以提高自己一方的价值观，加强集团的内聚力，解释不清的内心恐惧可以由此而投射到某一具体原因上去。”（注：［瑞士］库尔特·R·斯皮尔曼、卡蒂·斯皮尔曼：《论敌人形象与冲突升级》，仕琦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第1期，第71页。）敌人作为一种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形象，既充满着自我对敌人历史身份的想象和建构，也是借以明确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有关敌人的政治文化话语对敌人虽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性认知，但更多充斥着一种历史想象，即以一种非理性或概念化的话语在叙述一个与真实存在不尽相同的他者。借助这种想象，自我得以建构敌人，夸大敌我双方之间的差异，将敌人塑造成遥远但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从而确立自我的身份。当然，我们说敌人有助于界定国家身份并不意味着敌人是界定国家身份的唯一因素。总之，“敌人”能够为我们提供“我们”存在的理由，提供“我们”国家存在的意义。

1.2.2　树立外部敌人有利于内部团结

寻求或树立外部敌人有利于群体的内部团结，大多数政治学家都持这种观点。法国著名思想家博丹（Jean Bodin）在《共和六书》中提出，只有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国家才会更加团结和强大，古罗马在与其敌人迦太基对抗时最强大，而在摧毁敌人迦太基之后，来自外部敌人的威胁不复存在，古罗马人原有的健康、淳朴和高尚等高贵品质被种种恶习所取代，人性堕落、生活奢侈和挥霍放荡以及内部统治的混乱最终导致了古罗马帝国的崩溃。卢梭在《斯巴达和罗马——这两个共和国的比较》一文中指出：“它们每一个都有可怕的敌人使它经常处于被消灭的边缘，因此它要和那个敌人作斗争。每一个都战胜了自己的敌人，然而敌人的失败却给战胜者带来了致命的灾难。”（注：［法］卢梭：《卢梭全集》第5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26—627页。）诚如前述，古罗马帝国的衰落说明了外部敌人可以界定国家身份，同时也表明外部敌人的存在可以让一个国家内部保持警惕而不会松懈。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外部敌人，其社会凝聚力往往会有所减弱，甚至会面临国家分裂和内战的危险。而当国民面对共同敌人的威胁时，国家的权威和资源都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全国的政治团结和社会团结也因此而增强。（注：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16页。）根据亨廷顿的观点，美国国内出现的一些和联邦政府对抗的事态，如民兵组织和联邦调查局的对峙、俄克拉何马城大爆炸等都可能与美国缺乏一个外部敌人有关。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外部敌人，国家就容易出现内部纷争。“群体寻找敌人的目的不在于获得成果，而仅仅在于维持它特有的结构。”（注：［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换言之，寻找或树立外部敌人，可以维持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从而有利于国家整体的稳定。毫无疑问，敌人的存在加强了我们对他者的认识，迫使我们保持警惕，“敌人让我们认识到失去自我甚至忘记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的危险”（注：Rosemary Gordon Montagnon，“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2005，50（1），pp.28-29.）。这大概是某些国家设法寻找敌人或者树立外敌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2009年4月，当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时，日本《产经新闻》4月15日一篇题为《北朝鲜利用外压来维持体制》的文章就持类似的观点，它认为：“北朝鲜现在特别需要在内部制造紧张感。其理由在于，北朝鲜在维持现行体制上正面临危机。为此，北朝鲜谋求通过树立外部‘敌对势力’，并表明与其作斗争的姿态，在国内制造紧张气氛，号召民众团结一致、保持忠心，从而维持现行体制。”（注：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4月16日。）以朝鲜这一特定的个案来看，我们确实不能否定树立外敌对于朝鲜界定国家身份、维持政治体制的重要性。事实上，当我们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待敌人问题时，我们对敌人的认识将会更深刻，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判断国内政治形势，这是毋庸置疑的。

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论证了树立外部敌人的原因。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外部冲突有利于群体团结，为了维持和增强群体团结，战斗群体可以实际地“攻击”敌人。无论敌人是否存在威胁，都必须让整个群体感到他们面临着敌人的威胁。（注：转引自［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第90—91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Lewis A.Coser）将齐美尔的命题进一步系统化，他说：“组织极度严密的战斗群体在搜查敌人的过程中，实际上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甚或可以取得加强内部统一和团结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这种群体实际上还能够洞察出某种来自外部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尚不存在。根据已经看到的情形，这种虚构的威胁有着与实际的威胁同样的使群体整合的功能。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或虚构一个这样的敌人，能加强受到来自内部威胁的群体团结。同样，寻找或虚构一个内部持异议者可能起到维持受到外部威胁的群体结构的作用。这种替罪机制尤其将发生在那些其结构处于现实冲突的群体中。”（注：同上书，第97页。）虽然敌人是一个令人憎恶和仇恨的客体，但是敌人也是一个能调动主体负面情绪并促进群体团结的概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H.Mead）认为，人类个体都拥有两大类冲动或行为趋向：导致社会合作还是社会对抗、友好的态度和关系还是敌对的态度和关系。人们通常认为那些友好的冲动是“社会的”或导致“社会的”行动，而敌对的冲动则是“反社会的”或导致“反社会的”行动。如果只有敌对的、反社会的行动，人类社会组织就会被破坏或者无法单独构成。但是，这些敌对的、反社会的行动和友好的、社会的行动一样，对社会组织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与这些“敌意的”冲动或态度密切相关的自我保护和自我保存在现代国家、民族或其他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个体通过与这两种“敌意”的冲动相联系的社会态度更易于认识或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国家或民族的全体成员共同面临某种危险的特定环境下，这两种冲动便与那些“友好的”冲动融为一体，从而加强了个体对国家有组织的社会联合和合作性社会联系的认识。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不再是瓦解和破坏国家或民族社会组织的力量，而是间接地成了该组织内部增强社会统一、团结和合作的原则。例如，在战争期间，国家内部全体个体成员的自我保护冲动一致针对其共同敌人，从而暂时形成一个内部的、友好的统一体。（注：参见［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8页。）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之外的敌人，不考虑外部力量的威胁和冲击，那么我们也很难理解“我们”自身；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之外的敌人的存在，那么对所谓“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追求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把边界之外的“敌人”纳入“我们”的视野。敌人以“他者”的存在反衬着文明世界价值的荒谬，敌人陷入了一个认同困境。这种困境不仅在于把“我们”之外的“他们”视为邪恶的敌人，而且在于“我们”自己人也把“自我”视为异类，视为敌人。当然，我们完全不能排除部分国家的统治者通过从意识形态层面利用敌人来达到其独裁统治的目的，他们对“敌人”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具有明显的政治欺骗性。

1.2.3　政治家应利用敌人的积极价值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比政治家更需要认真研究和了解敌人的人了。因为政治家需要从敌人那里获得积极价值，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意象是由政治家所代表的统治精英以国家的名义建构的。古罗马著名思想家普鲁塔克（Plutarch）在《如何从敌人那里获益》的著名演讲中指出：“政治家不仅需要充分研究广义的敌人，同时在阅读色诺芬时要特别注意他的这一观点：‘有头脑的人甚至能从敌人那里获益。’”（注：［古罗马］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包利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普鲁塔克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家应该把敌人当成“不用交学费”的老师，要从他们那里学到我们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因为敌人比朋友更早觉察到很多与我们有关的事情。普鲁塔克指出：“尽管敌人在很多方面对你有害，又难以对付，但还是请研究你的敌人，看他是否会以某种独特的方式让你掌握他，当你无人可用时可以利用他，从而使你从中获益。”（注：同上书，第163页。）虽然普鲁塔克的观点带有明显“实用主义”的特征，但是他深刻地认识到了敌人存在的独特性，我们可以从敌人那里学到从朋友那里得不到的益处。第二，政治家在与敌人竞争时要更加小心谨慎，以使生活更加和谐。普鲁塔克说：“通常，看到敌人的马匹获得名声，敌人的狗儿赢得赞许，人们会变得非常沮丧；看到敌人耕种的良田和繁茂的花园，人们发出声声叹息。”（注：［古罗马］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包利民等译，第165页。）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你想让憎恨你的人沮丧，不要骂他下流、无能、放肆、粗俗、狭隘，而是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展示你的克制、真诚、善意待人、公正待人……你要是骂敌人无知，那你自己就得增加对学习的兴趣，变得更加勤奋；你要是骂敌人‘胆小鬼’，那你自己就得自强、刚毅；你要是骂敌人‘放荡下流’，那你就得抹去潜藏在自己心灵中最后一丝寻欢作乐的痕迹；因为恶言恶语反弹到说者自己的身上，这才是最可耻、最令人痛心的。”（注：同上书，第166页。）换言之，政治家应该在与敌人的比较和较量中发现自己与敌人的差距并超越敌人，而不是嫉妒和谩骂敌人。第三，敌人的卑鄙行为让政治家有机会反省自己。“我们因为敌人的失败而感到的欣慰，以及因为敌人的成功而感到的沮丧，总是会带来一些益处的。我们应考虑敌人的得和失，研究如何预防其失误之源而超越之，如何模仿其成功之处而不至于落后之。”（注：同上书，第174页。）敌人就像一面镜子，其得失成败都值得我们借鉴和超越。第四，政治家应客观地观察仇敌的生活、性格和言行，避免敌人的缺陷将会赢得令人羡慕的成功。（注：参见上书，第173页。）普鲁塔克关于敌人的真知灼见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特别是政治家的重视。无独有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与刀》这部著作中提出，美国要了解日本这个“敌人”的性格和行为，甚至认为了解日本已经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她说：“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主要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迥然不同，以至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注：［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页。）尽管美国研究敌国日本的目的是为了征服、占领和统治日本，但是连日本的著名学者川岛武宜也认为“美国和那些徒知强迫研究人员像小孩子一样、以谩骂敌国为能事的国家不同，对战时的敌国也切实进行科学的、原汁原味的分析”（注：转引自［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吕万和等译，第292页。）。而且，政治家也需要了解敌人，为了保持国内的团结，他们需要寻找外部敌人或者内部敌人，于是入侵者、持异议者、异端分子等都成了政治家所界定的敌人。（注：See Rosemary Gordon Montagnon，“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2005，50（1），p.30.）敌人作为与我们共在的他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我们需要从敌人那里获得某种有助于“我们”的积极价值。

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敌人”充当了政治家或者政客实施政治动员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政治家或者政客宣传政治纲领、巩固政治权威、化解政治危机的有力武器，甚至可以利用“敌人”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良现象，把政治家应承担的责任嫁祸于敌人。与此同时，“敌人意象”还凸显了民众拥有“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精神的必要性和对政治领导人忠诚的无条件性。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政治家不仅提出了与敌人有关的理论，而且能娴熟地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毛泽东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范例，他是现代历史上能够充分发现和利用敌人的积极价值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进一步指出了中国革命在过去成效甚少的原因就是未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注：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正是由于他对中国革命中敌友问题的准确把握，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他后来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认为，敌人反对我们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了界限，还可以证明我们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注：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于1939年5月26日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而作。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