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素哲学是三对发展线索的交汇点

我们可以发现，罗素的思想是哲学史上三对发展线索的“交叉点”。

其一，新现象主义（Neo-phenomenologism）与新实体主义（Neo-substantialism）的“交叉点”。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不断地得到哲学的概括和认识论的解答，从而迫使哲学观经常改换自己的形式，只要是守旧，都已不能够应付自然科学对于世界观的挑战。从1894年至1898年，罗素认为有可能用形而上学（指玄学）来证明有关宇宙的各种事物。罗素最初倾向于新黑格尔主义，以后转为新实体主义和新实在主义，然后又从后者转变成为多元的现象主义。被分析哲学史视为形而上学（玄学）的实体主义是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西方哲学的发展主流，一直到近代，休谟与康德以现象主义颠覆了实体主义主宰。在分析哲学家中，罗素是最形而上学（指玄学）的一位。在早期，罗素将语言的哲学研究看成是“哲学语法的构建”，也是形而上学（指玄学）的一个准备阶段，即作为实现形而上学目标的实在特性的途径。罗素虽然主张哲学不解决根本问题，却又认为由于不可避免仍需要解决。他就是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所谓心物关系的。他还提到，虽然自己一直相信哲学的基本工作都是逻辑的，但仍然以形而上学为论题。后来，罗素的《心的哲学》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以马赫感觉论为出发点，根据当时数理逻辑的发展写成的，同卡尔纳普的名著《世界的逻辑构造》一样，企图发展马赫的现象主义。罗素把世界仅归结为一种构造甚至一种主观的构造，这是其现象主义的典型表现。但罗素以某种构造入手考虑问题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法。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哲学物质观必须适应新的要求，而罗素等人对物质观的探讨是值得借鉴的。

一般来说，罗素并不直接认同“纯粹的”唯物论，但从某一侧面则肯定了它的某些合理性，而经常用“实在论”来代替某种形式的唯物论，甚至用实在论作为与唯心论对立的哲学范畴；例如他认为唯物论“在哲学家中很少见，但在一些时期的科学家中却很普遍”[11]；“唯心论主张，除了思想没有其他什么东西能被认识，而我们所知的实在都是精神性的；相反，实在论则强调，我们以感觉直接认识客体……”[12]；“……所有我主张的是，避开那些困扰实在论和唯心论的难题，还要避开它们那些已被逻辑分析所揭示出的歧义性概念”[13]。正是在哲学观新旧形式的再一次交替之际，罗素利用自然科学的某些成果，试图用一种所谓新自然主义与新中立主义的态度来解释世界，即贯彻休谟的第三条路线，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原子论和中立一元论思想。

其二，新经验主义（Neo-empiricism）与新唯理主义（Neo-rationalism）的“交叉点”。传统经验论发展到休谟（D.Hume）是一个顶点，而传统唯理论发展到莱布尼茨（G.W.Leipniz）也是一个顶点。由于它们把各自所执的一端片面化、凝固化和绝对化，因此，无法应付自然科学对于哲学认识论的挑战。自然科学的发展初期必然从经验开始，但到了20世纪初，由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科学已不满足于经验的描述，借助公设、定理比仅局限于经验更为有益，因此，它更多地运用了复杂的逻辑思想和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唯理论必然兴起，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单靠经验是根本概括不出来的。罗素看到了上述两派别所具有的优点与某些弊端，试图把经验论同数学和数理逻辑结合起来，把后者说成是经验材料之间的最一般的联系。他一方面认为，经验和常识可以供给哲学分析的材料，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的一个哲学成见就是不满于狭隘的经验论，认为从前人们过于强调经验，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能理解“用不着知道任何单个的甲就可知道‘凡甲是乙’的命题”。

他自认激烈地倾向经验主义，但却不信“2+2=4”是从经验获得的一种归纳概括。人们从研究经验的事实中知道苏格拉底是人，而用不着经验，便可知三段论在抽象形式中是正确的。因此，有一类命题与经验得出的命题不相同，它具有重言式的特性。他承认虽然要想解释怎样才能获得超经验的知识是困难的，但否认有这种知识也是站不住脚的。他确信世界充满着可能性，因此，逻辑的任务是推论未知物可能存在，不过最终判定其有无，还须靠经验来验证，即逻辑把无数日常未知的构造排列出来，让经验在逻辑所赋予的许多世界中选择一个。

罗素指出：“有一个哲学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其中对科学与逻辑句法的仔细分析将导致一个对于我以及几乎所有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来说都很不愉快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强硬的经验主义是站不住脚的。除非假设某种不必依赖经验而建立的推理的一般原则，否则就不可能从有限的观察中推出一般的命题。”[14]然而，罗素并未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他不能正确处理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例如他在晚年提出准永恒性的公设、分立的因果线公设、结构的公设等，并以此作为科学推论的基础，但并没有把它们深化到理性认识。结果，这些公设又与他早年提出的那种柏拉图似的共相类似。

其三，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与新实在主义（Neo-realism）的“交叉点”。实证论从根本上说是英国经验主义者由贝克莱（G.Berkeley）和休谟发端的。贝克莱公然鼓吹神学和上帝，是因为1688年所谓“光荣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与贵族妥协，他们对地产投机买卖的兴趣超过了工业，因而对发展自然科学尚无强烈要求，从而使英国的自然科学在牛顿力学建立后的几十年里相对停滞，表面上没有对哲学造成威胁。18世纪中叶，工业资产阶级羽翼渐丰，工业革命已进入准备阶段，自然科学方开始向哲学敲起了警钟。比贝克莱晚生27年的休谟正赶上了这一时期。他尽量与自然科学合拍，强调经验与观察，肯定数学的必然真理，也不公开否认客观外界的存在，而采取了不可知论。孔德（A.Comte）与休谟相差七八十年，当时各门自然科学都有所发展，哲学也就必须押上自然科学发展的韵律，因此，在孔德看来，不应该回避自然科学，相反应该通过它来说明哲学已进入了实证阶段，从而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斯宾塞（H.Spencer）活动时期正是达尔文学说盛行之时，因此，他提出了庸俗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但随着物理学的迅猛发展，他的思想很快就落伍了。19世纪末，马赫（E.Mach）跟上物理学的发展，用物理学来说明哲学。他大讲科学的统一、物理与心理的统一，而统一的结果是在思维经济的原则下提出了中立一元论和要素论，从而进一步上了所谓第三条路线。但由于当时只有物理学单独挺进，因此马赫只把科学看作是经验的描述，而不注重数学和逻辑的抽象思维。20世纪初，罗素悖论的发现导致了“数学危机”，这一危机既促使数学基础和数理逻辑的发展，又要求从认识论上得到哲学的解答。到此时，老实证主义已无法担负这个使命，必须进行第三次改装。罗素在早年与摩尔（G.E.Moore）一道反判新黑格尔主义以后，便转入了新实在论。

20世纪初的美国，出现了新实在论思潮。培里（R.B.Perry）等人的《六位实在论者的方案和初步纲领》一文的发表，就说明美国新实在论已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运动。不久，这些人又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代表作《新实在论》（1912年）。美国的新实在论公开声明“新实在论主要是研究认识过程和被认识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学说”[15]。他们一般承认外界物理客体的存在，坚持认为被认识的事物是真实独立的，而反对一些实用主义的主观主义认识论。他们也像罗素那样主张多元论、外在关系说、分析方法和柏拉图式的“共相”，但他们强调一种直接呈现说，认为不用通过任何摹写和媒介就可以直接认识外界事物本身，被认识的事物受到意识的作用就会直接变成意识的内容。因此，他们往往称自己为“直接实在论”。

新实在论与马赫主义细微的差别就是把感觉材料看作是既心又物的，不过比后者更重视逻辑和数学。罗素说道：“我喜欢将我的哲学描述为逻辑原子论，而不是实在论……”[16]罗素不满足摩尔的常识哲学以及其他新实在论者那种柏拉图式的客观理念主义，决心更彻底地从逻辑和数理逻辑方面来研究哲学。于是，罗素思想的二重性，即继承性和更新性，使他在实证论和新实在论的基础上，开拓了一个新的哲学研究方向——分析哲学。从开创的角度说，罗素为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以及整个20世纪分析思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逻辑观和“逻辑构造”（logical construction）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