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画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存，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方方面面，被称为汉代的“绣像史”。本书以汉画中的乐舞图像为载体，以汉画中的古琴研究为切入点，运用多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以图文互证、互补的具体措施，对其中的古琴乐舞图像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梳理研究，从微观层面探讨、撷取两汉时期琴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其精神实质。
众所周知，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时期，汉代乐舞绚丽多彩，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在以往的乐史著述中，汉代的音乐是个薄弱的环节，其本有的辉煌与叙述的简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今人对于汉代音乐的研究，也主要局限在乐府、鼓吹乐、相和歌等为数不多的显课题上。有幸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考古技术的进步，大量的汉代艺术文物随之出土，尤其是汉代墓葬遗存下来了大量的画像石砖、陶制品、壁画、帛画等，其中的乐舞百戏更是千姿百态、包罗万象，犹如两汉艺术的百科全书，为对汉代艺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首先，古琴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乐器，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关于上古时期造琴的传说，就有伏羲说、神农说、炎帝说、黄帝说等。较早关于琴的文献记载，见于古老的《诗经·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句。先秦时期对于古琴的使用，也较为普遍。两汉时期，由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以及发达的经济，琴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宫廷贵族，还是广大的民间，都有琴的普遍应用。除了考古发掘出土的古琴实物，在陶俑、壁画、帛画、画像石砖等图像中，也以琴艺术表现的题材内容居多。因此，这些汉画中刻画的琴的图像是我研究的重点，从而成为该课题研究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其次，琴是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琴，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被尊称为“乐之君”。大量的传统琴论也把琴称为“雅器”，视琴为“乐之统”。如《礼记·曲礼下》云：“士无故不彻琴瑟。”《左传》曰：“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琴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演变中，逐步成为士大夫修身养性之器，也成为古代文人必备之物。琴乐是中国“文人音乐”高雅品格的具体象征，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成熟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琴音、琴谱不存，史料文献欠缺等因素，国内外对于琴及琴文化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宋、元、明、清等琴乐发展的成熟时期，对于两汉这一琴乐和琴文化重要发展历史时期的现代研究则相对薄弱，而大量出现于两汉画像中的琴乐形象，则为揭示这一时期古琴艺术的演变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两汉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转型期，两汉音乐承上启下，具有雅俗一体性特征。据记载，古琴逐步定型及我国古代专门的琴论，也发端于两汉魏晋时期。而现代学人的研究也都普遍延续了古人的做法，集中在“雅器”“文人音乐”“修身养性”方面，对于琴在两汉时期以来的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属性与意义等方面，鲜有涉及。汉画像石砖上的、出土陶俑中的大量乐像资料和琴实物，则正是两汉社会古琴音乐发展的缩影，为该领域纵深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这些鲜活的资料有着明显的世俗性色彩，从图像来看，琴在两汉社会的官僚、富绅及广大的民间均广为流行。琴的艺术表现可分为独奏、合奏、琴歌、伴奏等方面。琴的应用场合也及祭祀、宴飨、厅堂、自娱、民间等多种场合。这种雅俗交融的色彩与后世大量文献记载的“雅器”等称谓，有着巨大的反差，说明琴在汉代实际应用中，有着与文献记载中的“雅器”完全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汉琴的世俗性特征。也就是说，琴在汉代社会，可能是得到广泛应用的“俗器”“乐器”和交通天地沟通人神的“神器”“法器”。
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官学下移。两汉之时俗乐大兴，礼和乐在统一、稳定、强大的汉王朝中，再次融化升华，成为两汉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出土的汉画像中，这些精神特质得以体现。而图像资料作为学术研究中可以应用的对象、材料和重要依据，在中国也具有悠久的传统。从西周的礼乐器上的钟鼎文，到东汉的左图右书、上图下文，到宋的金石学，再到明清以来的考据学等，其中彰显的一条线索就是实物与文字、图像与文献并茂。备受推崇的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的地下实物佐证法，其中就包含图像类的文物。
图像不但可以证经补史，弥补文献的不足，还可以捕捉到历史的一些细节，直观具象地观察到当时的生活形态，弥补文献只能听其言，而不能观其行的缺失。饶宗颐先生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兴起图像传播的国度之一，由于左图右史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重视图像较之文字毫不逊色。而研究中华图像文化史，就可以还原中华民族上万年的精神历程、思维观念、生活形态，揭示中华文化深厚的人文思想、情感与精神。”（《中华图像文化史·序》）中国数千年留下了数不尽的遗迹，很多属于各类实物、器物画乃至壁画帛画、砖石画等，可以说图像贯穿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汉画中的古琴图像，可谓姿态多样，题材众多，其所蕴含的信息让人唏嘘留恋。通过汉画图像我们就可以直观地还原汉人弹琴娱乐的状况。
因此，将乐舞图像融入学术研究当中，打造中国特色的音乐图像学科研究体系，不仅要继承古老的传统，吸收当代和外来的积极因素，还要将其纳入一个以体现中华综合文化为特征的全新视野当中，从综合多元的角度去审视研究，这样得出的信息才较为全面。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磨砺、不断完善的过程，肯定会遇到多种多样的疑难，需要我们去释疑解难。如在梳理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汉画由于材质质量低下、刻绘手法粗糙、写意夸张程度过浓等原因，造成琴的图像形制不清、弦数不详、琴瑟难辨、演奏者的细部艺术表现模糊等缺憾，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就需要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综合利用典籍文献以及当代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经验，通过严密的考证、互证，最终对相关研究做出较为客观的、准确的论定。
可喜的是，作为乐舞艺术资料较为丰富的汉画像乐舞艺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学者在此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和不菲成就，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
、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研究》、季伟《汉代乐舞百戏考述》等著述，以及《汉画中的俳优形象》《汉画艺术中的跳丸飞剑之技》《汉画艺术中的鼗鼓舞形象》《汉画艺术中的排箫的应用》等相关学术论文近百篇。可以说，汉画乐舞图像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国内音乐图像研究中异军突起的一支，或者说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图像学的重镇。这些成果的问世，以及其所体现的不同范式，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为本书的研究与写作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战略，党的十九大做出了进一步复兴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伟大决策。中国是礼乐国度，礼和乐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而古琴又是“乐之君，乐之统”，礼乐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21世纪伊始，代表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精髓的中国古琴，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命名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这意味着“古琴”已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知识与精神财富，而且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和共同关注，而作为古琴遗产的直接拥有者，深入探讨其生成、演变与传承发展的基本规律、方法及在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中的意义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也是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新的时代、新的学科、新的方向、新的目标必将为我们的研究开拓巨大的视野；新的体系、新的方法、新的角度也将为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愿这次初恋般的尝试能为中国艺术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带来一丝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