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泉路29号

钟仁俊 四〇后

四川成都 画家

南泉路29号是我当年在南泉居住的门牌号。

这是一条紧邻南温泉公园的背街，这个门牌号如今还在不在不得而知。即使还在，也决然不会是当初那幢房子了——整个南泉路的建筑，已摧枯拉朽另起炉灶。南泉路还在，可如今，无论我是走在这条路上，还是路过29号，一抬头，已是满眼陌生。

29号俗称“八一楼”，外面半截一楼一底，我住那半截却是建在半坡上的平房。淡黄色灰板墙瓦房，完整的木地板，百叶窗，还有一圈一米高的木质护墙板。据我所知，这幢半楼房半平房的小楼，最早是一位抗战时期的国军师长的住宅。国军的人显然不会给它起名为“八一楼”，把它叫“八一”，估计是后来又有共军的军官住过：我入住前的房主，就是我所认识的部队高干子女，他们是我的学生，其母亲我认识，父亲却没见过。我，至少是29号的第四代居民了。

南泉路那一排房子多有俗称，我更早一点在南泉路住过的那幢楼，就叫“白楼”，其规模和建筑格局，都比“八一”更胜一筹，估计房主的身份比师长更高。

“白楼”大门前的石阶平台上，有一个很精巧、也很别致的墓冢，主碑是一根约三米高、形如一只大铅笔的石柱，围有一圈圆形石栏杆，石碑石栏杆都已长满青苔，却完美无损。这是纪念一位年仅14岁，在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殉难的女学生李远蓉而建的墓地。住“白楼”时，我每天必经过这里，印象很深，好后悔没有在原址为它拍一张照片，因为现在建新水泥楼房，它已经被移到对面山脚去了。

在“白楼”与“八一楼”之间，有一个带有宽敞坝子、筑有围墙的连体洋楼，叫“银行”。这么短一条街就有这么大一个银行，抗战时期，陪都重庆金融业的兴盛可见一斑。离南泉路约一公里的虎啸口旁，还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山林别墅区——孔园，则是孔二小姐的居所，后来成了九龙坡区党校。

南泉路另一幢规模与银行差不多的楼房叫“清华”，“清华”旁边还有一座“幼儿园”，这些称谓多是从抗战期间延续下来的。这“幼儿园”我见惯不惊，可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画家法比恩小姐（她后来成了法国驻华使馆首席文化外交官）见此非常赞叹，对我说：“这幢建筑很了不得，是中国境内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法式建筑。”还指着一大块因维修拆下来扔掉的屋脊说：“这是一件很值钱的文物呀，真的就这样扔了么？”可惜，凭我当时的能力，根本无法保存它。

“八一”楼左侧紧邻的，是一幢别致的宗教建筑“福音堂”，这是南泉路如今保存下来的唯一老建筑。凭借它，我才可以辨认出南泉路29号故居的位置，因为当年，我正与它毗邻。也是80年代，我与四川美术学院的几个学生，在这里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节。驻守这福音堂的是一位孤老先生，个子较高，面色红润，笑容慈祥。他是我的邻居，所以听说我们这批青年人要过圣诞节，还对耶稣充满敬意，特意为我们几人敞开教堂大门，开了所有吊灯，让我们在高大宽敞的厅堂自由活动。除了祷告，我们还根据各自的理解，在台中央十字架前，摆了各种虔诚姿势拍照，留下一批很有氛围的照片。那个厚重、高大、精美的金色十字架，令我过目不忘。暗自惊诧这个平时一推开百叶窗就可见、其貌不扬的陈旧教堂，内部何以如此堂皇？

如今方知，这座福音堂之所以能成为唯一保存下来的老建筑，是因为它的来头很大：它是抗战时专为方便宋美龄、蒋介石做礼拜之用所建。陪都时期，位于南泉的小泉“校长官邸”，是蒋介石在渝的四个官邸之一，住校长官邸的蒋氏夫妇，每周的礼拜，就在这里进行，乃至当时还引来一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不惜车马劳顿也来此做礼拜，一睹亚洲美人宋美龄风采。

无独有偶，当年马英九的父母，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也是在这座教堂举办的婚礼——谁也不曾料到，几十年后，他们的结晶——儿子马英九会成了中国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可惜这座教堂如今的外装修太过当代，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和历史感。

显然，这条不过200米长的南泉路，若能完整保存下来，不仅是非常地道的“民国一条街”，更是非常珍贵的“陪都一条街”，因为这短短一条街上，住的都是很有抗战历史故事的人物。有案可查的，就有八位，其中包括黄炎培、熊克武及重庆银行董事长潘昌猷等人。我住的南泉路29号，是国军著名师长曾子唯沂风别墅（后为南泉工人疗养院）的一幢附属建筑，还是另一位师长所建，不甚清楚，但那房子的标准，没师长这个级别，是建不出来的。

我每年来南泉为父母上坟都必经这条街，目睹这条老街的彻底改头换面，乃最近两三年的事。变化迅雷不及掩耳，一幢熟悉的房子说没就没了，正后悔还没有为它拍张照片，不料下一次再见时，连剩余的也都夷为平地了。

80年代中期我脱离南泉去了开放的黄桷坪谋生，家还暂住这里，法国女子法比恩小姐是一位年轻的汉学家，她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她夜以继日地学习、工作，一直顾不上休息。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不行，再不休息我会垮掉的，你帮我物色个地方休整一下，度假。”我能想到的最轻松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南泉，她欣然赞许，当即来到南泉路29号度假一周，游泳，登山，吃现成的可口饭菜，时不时也有些画界同行来造访。其实她并没完全休息，一歇下来就让我翻开家传的线装书，照本宣科给她讲中国画论。奇妙的是在洋人面前讲起中国文化，我竟能从古汉语中逐字逐句如数家珍，她显然被迷住了，对我说“你应该去欧洲讲古汉语”，我知道那是中国文化本身的魅力。我们饶有兴味地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一次提到某人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她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他这里出了问题”，我当即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不，他是这里出了问题。”只见她睁大眼睛望着我“嗯？——”，她寻思良久，颇感兴趣。我这个看法，后来还真在中医学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心为百官之首，神明出焉”（《黄帝内经》）。心理问题，表现在头脑思维出了问题，但就其生理病理基础看，更与心脏相关。

法比恩天天去温泉游泳池游泳，蛙泳仰泳自由泳，从这一头游到那一头。休息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突然对我说：“我有个发现——这些人都不是来游泳的。”见我愣愣地盯着她，她说：“他们是来玩水的。”哦，我这才意识到，不仅是游泳池里泡在水中的大多数人，就是我，也通常是来玩水的，不是酷暑，我基本不进游泳池。幸亏登山时，我体能极佳，功夫也深，老把她甩在后面，使她也体会到了中国人的又一句古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有所好，各有千秋。

法比恩能以她有滋有味的重庆话融入这座遥远的东方城市，是很用心的。有天我们去爬山，在南泉路29号楼下等了好久我老婆还没下来，我说：“唉，她这个人就是，啰唆得很。”

她饶有兴味地盯着我，问：“啰嗦的反义词是什么？”“麻利。”我说。“你这个人”——她很认真地用非常麻利的重庆话对我说：“你也太麻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