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苏鲁纠纷

一、运道水量调蓄矛盾

运河上的各种闸坝，据万历《明会典》中的统计，共222座，其中闸175座，坝46座，堰1座。运河闸坝可分为拦河修建与侧向修建两大类，都有严格的启闭制度，由朝廷专设的闸官和闸夫负责启闭。贾征对运河闸坝的启闭管理的规定总结了四个方面：

①规定闸门最少积水量，“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②规定开放间隔时间或一次过船数。③建在与江河交会处的闸坝要根据江河汛期按时启闭，江、河消则启板以通舟，江、河涨则闭板以障流。④上下相邻各闸递互启闭，联合运用，“若潮信焉，如启上闸，则闭下闸；启下闸，则闭上闸”，此为“节缩之道”，可防止河水消耗过快。不过“上述闸坝管理制度虽然早在永乐时代就已开始建立，但是到了潘季驯治河时已经破坏殆尽”。

运河山东段向称“闸河”，闸河之闸按其位置和功能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建在运河支流及沿运湖泊（水柜水壑）出入口的，用于调节主航道水量，引水济运，亦称“斗门”；一为建在运河主航道之上，控制河道水位，以利船舶通航，包括限制船舶载重量及宽度的隘船闸。仅在主航道上的闸数，《元史·河渠志》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河置闸，建三十一座”；《明史·河渠志》载“出南旺南北，置闸三十八”；至清代“南自江南邳州黄林庄起，北至直隶吴桥桑园镇止”，约有闸50座。

山东运河之所以闸多，盖因运河山东段水量调节问题始终是困扰漕运的一大难题。山东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春少雨，夏秋雨量集中。每年开春，粮艘自南北上过黄林庄入山东闸河，适逢枯水季节，时常浅涩；而夏秋时节，蒙沂山水涨发，短时间内洪流汇集，又苦于运道狭窄，宣泄不及，导致漫溢。如此，水量调蓄成为重中之重，既要于枯水期保证河道内有足够的水量以资浮送粮艘，又要在汛期保证洪水不会冲毁运堤、泛滥河道，甚至不能在河道内形成激流，因此无论河工技术、洪水调度还是闸坝管理、启闭制度上均需妥为筹划。据《南河成案》记载：“黄水加涨，启放苏家山水线河，由荆山桥出潘家河济运。黄河水小，苏家山不能过水，复于茅家山开引河，引黄河水接入房亭河，下达彭家河济运。”苏家山闸在徐州西北，减黄济运，随时启闭；茅家山在徐州东南长樊大坝王家山之东，就山根石底凿槽，砌石裹头钳口坝，引导黄流，屡次启放，并屡次凿深石磡，以便过水。然而再周密的计划，也会因为一点微小的失误导致全盘皆输。

《江苏水利全书》详细记载了运中河（中运河）闸坝启闭制度：“每年正月，南粮启运，山东韩庄湖口闸启坝，铺水下注，杨庄口门外浦家庄等处，照例筑坝，逼束河泓，挽帮船。五月初，粮船尾帮过后，启放盐河钳口闸，分中河水以运盐柴；五六月，蒙沂山水涨发，拆展杨庄头二三坝、双金闸草坝，并将刘老涧石闸及骆马湖尾闾各坝，一并拆启，宣泄水势。”武同举按曰：“关于济运之引水蓄水，及平溜减涨各草坝，在正河内有七闸，越河拦河草坝、各处临时束水草坝、宿汛十字河迤下王家沟旧河尾草坝、杨庄运口内头二三钳口草坝，在东岸各水口，有窑湾沂河口竹篓坝改筑之草坝、车头裹头之草坝、王家沟闸临运草坝、柳园头闸临运草坝、刘老涧滚坝临运草坝、盐河头双金闸临运钳口草坝，此外又有骆马湖尾闾五滚坝，迤西五引渠内各草坝。春夏水涩，于正河内多筑束水草坝蓄水，并酌启窑湾、车头、王家沟、柳园头各草坝，引骆马湖水济运，又收束双金闸钳口草坝，以防漏泄；漕舟过后，拆展分水入盐河，接济盐柴运输；伏秋汛涨，酌量启放拆展各草坝、七闸越河及杨庄运口，为行水正路，刘老涧滚坝及骆马湖尾闾五坝，分泄最畅，均关紧要。至于窑湾、车头、王家沟柳园头等处则视骆马湖与运河水面比较高下为准，如在伏汛以前，行运期间，运河水盛，亦可启放七闸越河草坝、杨庄钳口三草坝，以平溜势。凡启放拆展各草坝，俟水落后接筑收束，或堵闸以为常，盖自乾隆以来，久已沿为惯例。咸丰黄河北徙，中运无险；同光漕额无多，各草坝操纵情形，书不详载，但刘老涧草坝水大启放，水落堵闭，盐河双金闸钳口坝亦关重要，至今无变。”可见微山、骆马诸湖及（故）黄河、沂沭河、运河、盐河、六塘河连为一体，互相灌注，而微山湖、骆马湖蓄水量的多少往往与次年漕运顺利与否息息相关。

泇河开通后，邳州以北运河水量调节多赖微山湖调蓄，盖因运河山东段地势高，江苏段地势低。然黄河自西而来，夺泗多年以后，至明末清初时河道已高于两岸数丈，故微山湖水量不足时，往往在徐州以西引水北注微湖，再由韩庄闸出伊家河下泄泇河济运。不过，此举会减少正河水量，减缓水流，导致河沙淤积并影响中运河航运，并有可能造成徐州西北乡洪灾。如遇微湖水涨，伊家河宣泄不及，则启蔺家坝闸出不牢河，一支经荆山桥汇入黄河，一支由邳州直河口入运，由于不牢河防洪等级不高，一旦泄洪，常常泛滥，故名“不牢”。因此，无论微湖水短缺还是盈余，都对江苏造成威胁，东南河督、河官、苏鲁两省督抚及地方官为此常争执不休。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二月，漕督嘉谟奏称运河“水势尚未充足”，吁请东省“调剂得宜，以资挹注”，朝廷即传谕吴嗣爵、姚立德，“即速彼此札商筹办，并委妥干大员，往来察视”。姚立德很是无辜地上表说：“南旺湖（原书作河）于正月二十八日开坝，微山湖于二月初十日开放接济，并据委员禀报，江南运河于二月十二三等日水势加长，至浅之处亦有三尺余寸，足敷行运。”三月初五日，乾隆得姚报，责怪嘉谟“所奏未免过早，漕船重运北上，固应行无滞，然亦止须遵照旧定章程，如期挽运，毋庸急遽若此……何必过事催促？”不过，乾隆也不是糊涂君主，他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姚立德和吴嗣爵的奏章互有出入，姚说微湖水志“与前两年相较，尚属有赢无绌”，而吴嗣爵则称微湖上年存水较少。命姚立德“再行查明复奏”。三月初十日，姚立德回复说：“臣与吴嗣爵所言微山湖水互异之处，查微山湖水志于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经南河张师载等奏定，以湖口闸水深一丈为度，三十年春水深九尺五寸，三十一年水深九尺九寸，三十八年水深一丈一尺二寸，今年开闸时，探量闸口，水深一丈三分，臣前次所奏‘与前两年相较有赢无绌’，系指三十年暨三十一年，湖河水小并未阻运而言，其吴嗣爵所奏……系指三十八年而言。”强词夺理一番，乾隆并未深究，姚立德好歹算是保住了顶戴。十五日，乾隆发现，嘉谟、姚立德、吴嗣爵“三人覆奏之折，仍然各执一词，以图自占地步，而于河漕交涉，清理未能融洽”，要求三人“承办漕运一事，务须寅恭合力，妥为经理，勿稍存畛域之见”。经乾隆亲自协调，本年漕运“料理已属妥协”。

不过事情到此并未完结。时至八月，姚立德以“今春粮艘渡黄后，因东省泄下之水不充，舟行稍滞，究系昨岁各湖水柜蓄水未足所致”，其中微山湖“地居西岸，别无来源，专藉曹单金乡坡水潴蓄，雨多则裕，雨少则绌”，水志原定存水一丈一尺，“现在仅存七尺八寸”，奏请“江南徐州以上或有减黄入湖，可资助运”，建议在苏家山滚坝下开河一道入湖济运。两江总督高晋则建议在潘家屯开河，一来可利用原有河形，二来距微湖更近。乾隆据此批复：如该处引河可开通，目前即能引流分润，挹注微湖，于明春漕运有裨益，自属甚便。然亦不过一时调剂之权宜，如果今冬开河，却无水入湖，等到次年桃汛水发，始得开放，则“施工急而其效甚缓”，况且本年“偶因秋雨短少”才致微湖缺水，“或明春雨水调匀，泉源涌盛”，岂不空费国帑，加之一旦开河，即有“冲突之虞”，驳回了开河之议。

嘉庆十八年（1813年）正月，“河东总河李亨特议开苏家山闸，引黄河水入微山湖潴蓄济运，又议开水线河，引黄水济邳运，江督百龄、总河黎世序以为碍难举行，遂罢”。当年山东春旱持续，李亨特“以微山湖水少，宜留济八闸以上运河，不肯启开”，造成邳宿运河浅涩，百龄等无奈，只好一面引芦口坝沂河支流至沙家口、徐家塘入运，保证了河定闸至惠泽闸一段水量，“惠泽闸下于骆马湖挑沟引水由柳园头入运”；一面紧急上奏：“河定闸以上至黄林庄必山东开启下注”，李亨特不得已“引独山湖由八闸注邳宿，漕行始通。亨特因言：微山湖关系漕运，江南山东彼此相需，亦当上下交济意即，年初我请你们引黄入湖济运，你们不同意，现在水量不够反而倒打一耙，实在不算“上下交济”。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江苏方面奏称“微湖水大，并将坐落江境之伊家河坝拆除，以资畅泄。旋东河议请启放蔺家山坝”。伊家河、蔺家坝为微湖两个泄水口，伊家河水入泇河，多在山东境内，蔺家坝水由坝下不牢河下注在荆山桥汇入正河，全在江苏境内。苏省藉口“查勘荆山桥河道，淤成平陆，未便启放”，水无可泄必至泛滥，伤及百姓田亩，以反对开蔺家坝。当时东河频频上奏朝廷，嘉庆遣吴璥为钦差大臣查勘湖河情形，吴璥奏请微山湖收水以一丈四尺为度，上谕：“旧章具备，无庸另议。”所谓旧章，即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定，微湖收水一丈二尺。但时间过了几十年，微湖淤垫几近九尺，此时仍按旧章，南河黎世序认为显然不敷济运所需水量，阻止开蔺家坝，认为应蓄水至一丈六尺，东河严烺坚持一丈五尺，而实际上，每年收水在一丈四尺强。双方分歧虽然区区一尺之差，于东省意味着湖滨多出数百上千顷湖田，万石余粮，而少收一尺，于苏省则意味着万斛余水下注，防洪压力大增，难免伤及苏省民田，故苏鲁各抱己见，互不相让。类似情形在六年之后的道光二年（1822年）再次出现。是年，东省奏请：由于湖底淤垫愈甚，“微山湖水势积长，难于容纳，启放蔺家山坝，以泄湖涨，明春堵闭，是后遇微湖盛涨，即启蔺家山草坝”。

次年五月，山东巡抚琦善再上《筹办东省水利折》，称：“蔺家山坝为宣泄微山湖盛涨而设，向由江省经管启闭。现在金乡、鱼台二县，挑浚河道，与湖滨切近。请于微湖盛涨之时，准东省一面知会，一面先行委员启放。”借口金乡、鱼台在湖边挑浚河道，请求将蔺家坝控制权由苏省转授东省。事关两省民生，道光不敢轻易定夺，遂下旨命孙玉庭、黎世序查明，孙、黎奏称：“今山东抚臣请于微湖盛涨之时，由东省委员启放，以免咨商办理，耽延时日，盖为随时宣泄涨水，以免民地被淹起见。”明确指出了东省企图：“查微山湖虽关东、南两省济运，而蓄泄机宜，则责成东河，是以向来蔺家山坝启闭，必听东河知会，遵照办理。动用钱粮，江境先行垫办，仍由东河解还归款。是坝之启闭，本由东省主政也。……若启放口门过宽，全湖倾注，两岸民田，即恐有淹漫之患”，意即你琦善想得美，我江苏本来就是年年垫钱帮你干活，你不领情也罢，还要控制蔺坝。这蔺家坝一旦到你手里，我江苏百姓的“漫淹之患”恐怕随之而来了。不过对皇上，孙、黎两人表态：“东、南两省运道民生，皆系接壤，原当无分畛域，随时相机办理。但亦须如上年办法，酌定口门宽长，俾下游河身，足以容纳，民田无漫淹之虞，方为妥善。”随后道光降旨：“着琦善遵照此旨，嗣后如遇微湖盛涨，东省一面咨会（南河），即委员启放蔺家山坝。”二省如何“酌定口门宽长”，未见史料明载。

微湖另一尾闾韩庄闸下接泇河，经台儿庄于黄林庄入苏境。该尾闾水量控制事关漕运畅通与否，至为紧要，两省矛盾也相当尖锐。据麟庆《云荫堂奏稿》载：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月，“邳宿运河，宿汛以上，别无来源，向藉东省微山湖，灌注济运，从前每因漕行浅涩，互相诿咎。嗣嘉庆十六年（1811年），东南两省督河诸臣，会同勘议，饬属在交界之台庄闸錾凿红油记，微山湖放水，以常平红油记为准，如水势不及红油记，漕船浅阻，责在东境；如水势已平红油记，漕船仍有浅阻，责在南河。经奏明有案。兹山东拆修台庄闸，诚恐不照定志，率意高下，饬由两省道厅会勘，校准尺寸，照旧錾凿红油记，以昭信守”。两省之间严重的不信任感溢于言表：你山东方面想修台庄闸，我江苏必须派人看着。次年二月，闸工修竣，麟庆又奏：“验得东岸下分水闸墙，新錾红油记，横长一尺二寸五分，宽四寸，海漫石高红油记六尺四寸，核与旧志相符。”——请皇上明鉴，在我们的监督之下，山东方面表现还算老实。此奏折可算是两省纠纷的写照。

黄河北徙之初，漕运依旧办理，但运河失去黄河补给，水源问题更加凸显。咸丰九年（1859年），南河河道总督庚长因南北运河来源告竭，上书奏请上谕山东迅即开坝放水。咸丰帝谕军机大臣：“据称江苏运河，以东省河水及微山湖来源，见因来源告竭，舟楫阻滞，于饷道商贩，厘捐税项，诸多窒碍。且两岸民田灌溉攸资，自应量为疏泄。新任河督黄赞汤到任需时，瑛棨暂行兼署，相距较远，著崇恩就近督饬该管道厅，察看实在情形，斟酌办理。务使开坝之后，于江苏境内，实有裨益。而于东河蓄水设防各事宜，仍无妨碍，方为妥善。”不想山东方面不予理睬：“兹据该抚（崇恩）奏，微山湖存水微弱，较定志尚短五尺六寸。且江境河源告竭，系十字河淤塞及长河未挑之故。若湖口开坝一泻无余，于江苏省无济，而东省必致舟楫不通，殊多妨碍等语。自系实在情形，所有湖口大坝，仍著暂缓开放。俟湖口收符定志，再行启坝宣济。”如此互相推诿，连咸丰皇帝的话也不起作用，足见矛盾之深。

即便一省之内，不同河段之间分属不同的官员管辖，亦难以和睦相处。康熙时有人上疏有“后世不师古人，怀私自利，高筑滚水坝，蜀山之水无出路，堵塞忙生闸；南旺之水无所泄”等语，济宁道张伯行不以为然，认为“查滚水坝虽高筑而利运闸已建，蜀山湖之水未尝无出路也；忙生闸虽经堵塞而十字河已经开通，南旺之水未尝无所泄也。但堵何家石坝、王堂诸口使水涓滴不向北流，而又建利运闸以放蜀山湖水，开十字河以放南阳湖水，使水尽往南行，此则运河厅同知之怀私自利也”。

二、沂沭河山洪引发的矛盾

沂沭泗流域水利单元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微山湖以西简称湖西，微湖及以东至沂蒙山为泗水流域，沂蒙山以南为沂沭河流域。沂沭河发源于泰沂山脉，两河相距约20公里，从沂蒙山区并行南流，至苏北入海，因河床陡峻，源短流急，汛期集中且流量大，汇水快，中下游极易成灾，为洪水易发区，加之恰为苏鲁省界，矛盾纷繁复杂。黄河夺泗入淮以后，“沂河遂由入泗变为向西南入黄。沭河向南入淮的排水出路也日渐缩小，还不断受到黄河决口、分洪的干扰和破坏，迫使沂、沭另找排水出路，沂沭河水系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尤其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总河杨一魁改潘季驯“筑堤束水”的办法为分黄导淮，企图分黄水横穿沂沭河下游地区夺灌河口入海，这件事成为沂沭河水利史上的一大浩劫，使沂沭河下游水系遭到极大破坏，硕项湖、桑墟湖淤成平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泇河开挖成功，一时“供舫使舟，无不由此出入”，解决了长期困扰运道的徐吕二洪问题。然而，此举也使水系更加紊乱，“沂水、武河诸水通道被切断，改变了河流的自然流向，河水无法入黄，遂滞积成骆马湖，将周围的周、柳等小湖合成一片。沂水被迫改道汇入骆马湖，彭河、丞河、沂河等被纳入到运河水系”。光绪年间成书的《峄县志》称：“泇河既开，运道东徙，于是并东西二支横截入漕，堤闸繁多而启闭之事殷，前障后防而川源之派乱矣。”地处下游的邳州更是深为水患困扰，“泇运既开，齐鲁诸水挟以东南，营、武、泇、沂一时断截。堤牐繁多而启闭之务殷，东障西塞而川脉乱矣”。

东省洪水自沂沭南下，邳州首当其冲。“邳州，古下邳也。地形最卑，南濒黄河，时受水患。西北金乡、鱼台十数邑之水，汇入微山湖，湖不能容，则又南溢而入邳。自明迄今，称泽国者二百年矣。……运河受济兖之委，西受彭河之流，而沂州郯城诸山泉，半赴骆马湖，又半散漫趋徐塘口入运。夫以一线运河，而纳三面之水，伏秋异涨，势不（疑为“必”）至于普溢而溃决不止也。”靳辅对此颇感棘手，经过多番勘察，遂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开宿迁皂河40里，上接泇河，建拦马河减水坝6座，泄黄河、骆马湖涨水经沭阳入六塘河，由灌河口入海。沭水则辗转向东分散入海，沂、沭水系逐渐与淮河分离，自成水系。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又开挖中运河，增加了骆马湖南泄的出路。不过沂河也因下游淤塞，骆马湖水位抬高，非至盛涨不能直接入湖，邳州、宿迁一带水患并未减轻。

乾隆年间，山东方面拟“修沂河沭河子堰涵洞，筑芦口碎石坝，建坝于邳之车头”。乾隆认为“淮海屡祲，由山东沂郯不能容”，上述做法“是以海沭为壑”，命高斌、刘统勋前往会勘治理，调解矛盾。高、刘采取“落低东平戴村二坝，减运河之涨，则济宁董家口河入白马河济运；疏筑兰山、郯城河道堤堰，开柳青河、墨河，建兰山江风口石工”的办法，较为稳妥地保证了山东之运道顺利，一定程度减轻了淮海地区水患，但是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咸丰）邳州志》载：芦口乱石坝“挑水七分入湖，三分出徐塘口。芦口迤下支流乱石坝一（乾隆八年筑），挑水出沙家口，二口并恣畅流，而其东派入湖之水，南至臧家口西三里筑竹络坝一，每漕艘经过，启以济运，至冬坚闭蓄水，水无所泄，则庙防、隅头左右或种不入地，其后乃筑坝于臧家口，水不内侵，而沂东骆马湖堙地蓄水遂益多，宿人苦之。盖东西之民以启闭为利害相争，繇此始也”。邳州、宿迁之间又产生分歧。

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黄河大决直隶东明石庄户，漫牛头河、南阳湖，顺漕运新渠南下，马公堤、漕运新渠堤等尽冲毁。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连成一片，徐州、海州大半被淹，威胁淮扬。南河总督李宗羲呼吁：照得黄水全溜，势将南趋，为患不堪设想。两淮盐场均处下游，岌岌可危，亟须设法疏泄。又被水各州县人民，流离载道，现饬淮扬道分别遣留，并饬徐海道查勘抚恤。仍须以工代赈，籍拯灾黎。

当时徐海、淮扬道等请求接挑旧黄河，并将顺清河口门合龙，排解洪水。李宗羲“与直隶、山东各督抚，会议奏办。此时山东是否筹堵决口，江省无从代谋。而目睹饥溺情形，不得不于无可措手之中，为补救万一之计。且灾黎遍野，待哺嗷嗷，以工代赈，一举两益。查黄水愈趋愈南，自宜先保淮扬完善之区”。遂行兴工。

以工代赈是朝廷国库短绌时常见的赈济手段，既可救济灾黎于水火，又可兴办工程以防灾减灾，可谓一举两得。但事实上，工赈实际操作起来亦会产生矛盾，据《（民国）沭阳县志稿》载，六塘河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黄决萧工，堤堰崩坏，卑田壅成高阜，瘠土变成沃壤。邑人耿尚义等向督察院呈请修复岗堤，并谓两河只有两堤，中间为泄水孔道，滩内海（州）、安（东）、沭（阳）土民群起抗诉，酿成奏案。谕着督抚勘查。乃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札委淮扬海道颜惠庆、江防同知王梦龄、淮安府知府福楙海、海州直隶州知州陈在文，都同清河县知县范传勋、桃源知县姚维诚、沭阳知县方传书、山阳知县陈兆鹍会勘讯结秉详”。几位官员会勘过后，上报督抚并转朝廷，朝廷拨款兴工，但是据《（咸丰）清河县志》载，该项修河款下拨以后，“沭阳民专欲补筑北堤，清（河）人议兼修南堤防倒灌，而中（同“滩”）居民再以为两河四堰，旧有定制，相持久不决，卒筑两堤，间补中堰，其款归于清（河）、桃（源）、安（东）、沭（阳）四县摊征，而清、桃多至五六万，沭阳止二万，盖以行地远近，为摊征分数，其实筑堤之益，南北惟均，而沭阳尤重”。言下之意，清河摊征较多，沭阳摊征较少，占了个大便宜。

骆马湖为沂沭洪水汇聚之所，尾闾为六塘河，一旦开坝，海沭一带必将受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五月，江南河道总督李宏奏：“骆马湖尾闾各坝，因下游麦未收割，不便遽开，因将柳园头王家沟车头各闸坝，泄水入运。”六塘河为骆马湖尾闾，是沂沭洪水下泄入海的出路之一；另一路经芦口、徐塘口入黄运正流，清代中运河开凿以后，即由骆马湖口门分汇中运河下泄，经清口会黄淮入海。受沂沭河洪水影响，六塘河也常常受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北六塘河决口，水灌上滩，又扁担沟横堰冲决，下滩水灾严重，冬，赣榆绅士许鼎霖募集工赈，修北河塘北堤南六塘南堤，并间断修补内堤。冬雨，六塘中、下滩民筹修扁担沟横堰，上滩民力阻，连年互控不休”。

所谓“上滩”、“下滩”，为咸丰五年河徙后，高家堰以西黄河以南的湖面涸出成为“新湖滩”。清河县令吴棠根据湖水干涸的先后情况划定区域，招引外地大户前来认领开垦，谓之“招领”。咸丰五年（1855年）最先招领的湖滩统称为“上滩”（也称高田），咸丰九年（1859年）再次招领的湖滩统称为“下滩”（也称低田）。吴棠在升任漕运总督后曾上奏：“湖滩地亩，本系黄流漫灌而成。高田则沙薄居多，低田则湖水易漫；无河渠灌输之利，无堤圩畔岸之防。春来雨泽偶迟，旱灾立见；夏秋湖水盛涨，淹漫尤多，他境虽极丰年，湖租仅得中稔。”赣榆六塘河情况应与之类似。该案中下滩筑横堤阻水，但因距水较近，自己灌溉不受影响，而上滩灌溉则大受影响，故阻之。

三、作为矛盾焦点的微山湖

泇河开凿以后，需借微山湖水补给，而微湖因在运河以西，除了湖西坡水下注别无他源，一旦湖西降水量不足，则需引黄河水入湖出韩庄闸济运。康乾时期，靳辅于黄河“徐州北岸大谷山去处并州城对岸子房山去处连建二坝，所排之水排入微山、吕孟等湖而下，亦使沙停湖内，听清水由韩庄牐归运河出骆马湖复入黄河”，而“北岸石林口一带，自李道华家楼起至苏家山止，计九十里，向称高阜无堤之所。四年（乾隆四年，1739年）以后，亦变而为低洼，伏秋汛发，黄水皆从此漫溢北流入微山湖，一由韩庄闸出运河，一由荆山口出运河，河不能容，两岸常被淹没，然害犹未甚也。去岁（应为乾隆七年，1742年）石林口一决，黄水北注，直坏沛县之缕水堤，逼微山昭阳湖之水不得南流，横冲运道。自夏镇以下，韩庄闸以上，微山湖与运河合而为一，旁无纤道，漕艘难行，沛县全邑汪洋，城隍几于不保，铜山河北四乡，皆成巨浸。丰县境铜沛者，亦被波及。其由荆山口入运一支，则横贯骆马湖，破六塘河，汛滥四出，邳州宿迁，半受其毒，仍复北淹金鱼滕峄之乡，东浸桃沭安海之境。害又不独徐州一郡矣”。微山湖成为苏、鲁矛盾的焦点。

事实上，早在明代潘季驯治河时，即对徐州上游砀山、丰沛一带堤防颇为留意，屡次上书陈情并著书立说，告诫后来治河者：“砀山旧缕堤，原因傍堤取土，以致堤根成河，每上流刘霄等口漫溢则直灌堤河，壅激冲撞，缕堤坐此不支。今弃此堤于不用，而另帮近年所筑月堤，已为得策。又虑缕堤决则月堤亦危，且砀山居丰沛上游，砀堤乃丰沛外户，外户失守则堂奥随之，故复彷黄河顺水坝之意，于单砀接界处筑斜长大坝一道，长千余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坝径归大河，不得迫缕堤以危月堤，试有成效，宜加意此坝，冬春拨夫帮培，伏秋倍夫防守，此保全砀丰沛一带堤防关键也。”之所以要保全砀丰沛，盖因黄水由此北决后，直接威胁运道。当时微山诸湖尚未连成一片，运道大抵相当于今湖西航道，即由鱼台、沛县境内穿境山闸于茶城（今垞城）、小浮桥入黄河，再借黄行运至清口，黄河一旦漫溢则漕运阻断。

咸丰河徙之后，苏、鲁两省官员为黄河应该南复故道还是维持北流争执多年。“然在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目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同治年间，赵廷恺亲历济宁水灾，“河决丰北，江南地也，而害先及于山东。丰之北界，滕兖地也，丰沿堤而西界单曹地也。黄水入微山湖经郯城而东趋邳宿，郯为沂地。微湖之水，涨溢运河，金乡、鱼台、嘉祥皆被患。鱼台尤为泽国。此济宁州地”。所言即此情形。

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河决东明县石庄户。次年三月初二，两江总督李宗羲、江苏巡抚张树声、漕运总督恩锡奏请筹堵，以免贻患江北。“为黄水挤清下注，遵旨预筹防范，并请饬下山东抚臣，力堵缺口，以顾大局，而弭隐患事。查江境运河与东境运河相接，如果黄水下注，由巨野、嘉祥、金乡、鱼台境内，迤逦而南，直达南阳、昭阳、微山等湖。湖底久已淤垫，一经普漫，仍以中运河为消路。运堤残缺五六十处，随处可以横流。无论修补甚难，即使一律培补，而欲以浅窄之运河，容泛滥之黄水，不待智者而知其立行溃决矣。水之来也，铺地而行，何处地形稍低，即向何处灌注，千罅万隙，防不胜防。加以蒙沂山水涨发之时，拍岸盈堤，本已岌岌可危，若再有黄流南趋，势骤力猛，更属无从措手。此黄水一入江境，毫无关拦之实在情形也。然于无可如何之中，筹救补偏之策。查运河自邳州之唐宋山起，下至清河之双金闸止，其中并无巨川大泽，可以容纳洪流。下至杨庄，其东则有旧黄河身，可以加宽挑浚，以引黄水之去路。其南则有顺清河可以设法堵闭，以为淮扬之屏蔽。至徐州境内，只有坚筑兰家山坝（应为蔺家山坝，即蔺家坝），可以保护铜山境内之一隅。其余劝谕居民，修筑民堰，自卫田庐，均属冀倖万一之举。此江北各属略可备御之大概情形也。……至【蔺】（兰）家山坝，尚在水中，亦拟即日购料兴筑。以上数事，就前情形而论，明知工费未免虚糜，而办理不宜再缓。就江北全局而论，不特徐海无可经营，即淮扬亦无把握。”恳请朝廷降旨山东，将黄河决口堵毕。

三月初九日，同治帝下旨着山东巡抚文彬筹办堵口。文彬当即讨价还价，回奏道：“复查东明石庄户口门难以施工，拟于赵王河等处筑堤修堰。”同治帝无奈，于三月初九日“谕令李宗羲等，于江北下游，预筹防范，择要修守”。意即文彬堵口有难度，你们江苏先做好防洪工作。李宗羲奏称防洪工作难度很大，“上年侯家林以南王老户等处，又复溃决。其分流入运者，挤清下注。江境铜、沛一带，湖田被淹。若罢堵口之议，下游更难防范。请饬山东巡抚，筹堵缺口”。内阁只好在山东方面让一步，同意文彬“如石庄户口门，实难施工，即先将王老户等处民堰缺口，竭力筹堵”，又吩咐李宗羲等“所筹江北各属备御情形，即着督饬派出各员，认真办理，不可有名无实，徒托空言，原折着钞给文彬阅看”。一边是赋税重地江苏苦苦哀求皇上着山东堵口，一面是文彬借口石庄户难以施工，同治只好退一步，让文彬筹堵王老户庄等处民堰缺口，并安慰李宗羲：你的折子我替你转交文彬。

据十三年四月乙酉上谕：“兹据文彬摺：黄流溃决情形，实由上游漫溢，东省先当其冲，江境因而受害等语。是直（隶）境与东省交界地方，应办河工，正未可缓，江北一带，自应修补运堤，使漫水得归旧河，不至横溢为患，李宗羲当酌量缓急，豫筹备御，以卫民生。按：或言江督李宗羲预防黄流灌入里运河，派员于杨庄及顺清河两处，酌做裹头，以备溜至堵闭截水入旧黄河。”其中将鲁、苏矛盾暴露无遗，内阁叫文彬堵塞决口，文彬却向皇上诉苦：决口地方是直隶山东交界处，堵口也不是我一家的事，而且我山东受灾已经相当严重了。至于堵口，你李宗羲也等我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再说。

同日，同治下旨给李鸿章和李宗羲：“兹据（文彬）奏称，黄流溃决情形，实由上游漫溢，东省先当其冲，江境因而受害等语。是直境与东省交界地方，应办河工，正未可缓。……其直东接壤处所，应如何妥筹堵御，俾得保护本境，即以捍卫下游之处？”不是我大清皇帝督促不力，实在是这次决口地处两省交界，这事我也头回遇到，倒是如何是好？“上年李鸿章曾有于直隶河务先办尾闾各工之请，现在办理情形若何？……江北一带，自应修补运堤，使漫水得归旧河，不至横溢为患。李宗羲当酌量缓急，预筹备御，以卫生民。文彬于应行防范之处，仍当细心酌度，实力布置，毋得徒托空言。原折著钞给李鸿章、李宗羲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李宗羲抱怨道：“小民各计身家，亦属天理人情之正，至如臣与山东抚臣等同受国恩，同膺疆寄，必当筹天下之全局，权利害之轻重，断不敢区分辖地，以邻为壑。”我李宗羲不敢以邻为壑，至于文彬是不是祸害邻省，请皇上圣裁。“如果淮徐之故道可复，东省之水患永除，此受其害，彼得其利，尚属利害互见之事。今则东省之决口不堵，江省无措手之处，徐海淮扬之害固无穷期。即就山东一省言之，南之曹济各属，久为泽国，北之齐河利津一带，亦皆岌岌不可终日，大损于江省而毫无益于东省”，意思是：文彬拒绝堵口，实属损人不利己。

是年八月，李宗羲、恩锡奏：“据道员程国熙等禀称，七月中旬以后，黄水愈益南趋，均由石庄户、王老户等处分溜而来。微山、昭阳等湖，较去年水大三尺余寸。时逾寒露，仍属有长无消等语。又据徐州道府州县叠次禀报，民堰冲决，田畴庐舍，到处淹浸。海州、沭阳、宿迁一路，受害甚重，呼吁之声，耳不忍了。署山东抚臣文彬，四月间覆奏折内有修筑运堤之议，此亦补偏救弊之一策。然东省黄流散漫，接连南阳诸湖，浩瀚异常。其宽阔处竟有百里之遥，极窄亦三四十里。若邳、宿、桃、清之运河，宽者不过数十丈，湖口坝距杨庄旧黄河远至四百余里，以数十丈平浅之运河，受数十里奔腾之黄流，欲其顺行四百余里，绝无漫溢，虽金城千里，亦不足恃，况一线单薄之运堤乎。至由兰仪、考城下抵淮徐之旧黄河身，计程千有余里，积沙高出两堤三四丈五六丈不等。老淤坚结，遥望如山。即费千余万帑金，能否开通，殊难逆料。是故道既不可复，而欲从南阳诸湖，使之由运入海，专恃运堤以为拦截保护之计，窃恐必无是理。”对山东方面堵口不力颇有微词，明确指出，文彬不急于堵口的真实目的是逼黄河南复故道，此举实属劳民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