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社会是围绕某一中心原理作为整体运行的，还是组成社会的不同部门或系统分别围绕各自的轴心法则运转的？

在阐释说明“唯实论与唯名论是如何理解社会的”时，我们曾提到，唯名论者在方法论上通常倾向于还原论，即认为通过了解、认识个体及其心理行为的特征，就可以认识把握“社会”的性质。而唯实论者在方法论上则通常倾向于整体论，即认为单单通过了解个体是无法认识“社会”整体的，整体必须从整体上来把握。实际上，在对社会及其运行的认识把握上，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这种观点既不认为社会作为总体遵循统一的中心原理，因而不能完全从整体上来把握，但也不认同彻底的还原论。它认为社会的各主要组成部门各自围绕自己的中心原理运转，有可能彼此脱节冲突。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可以看作这种观点的代表。也许，就其认为各主要部门本身有其轴心结构和运行的轴心法则而言，贝尔的中轴原理从根本上可能还是更接近于整体论，尽管，中轴原理恰恰是在对整体论的批评中提出的。

贝尔认为，马克思和结构功能主义者帕森斯虽然理论取向极为不同，但是都属于典型的整体论者。马克思认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影响制约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帕森斯则认为，一个社会的存在，依赖于四项功能——适应（adaption）、目标获取（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潜在模式维持（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的满足，而社会的各种专门化的机构和制度或者说子系统则通过履行和满足这些功能而使社会各个部分得以和谐地整合在一个系统之内，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功能自足的体系。但贝尔拒绝这种整体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特别是不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他一反社会统一观而将社会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即技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轴心结构，并服从不同的轴心法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协调一致，变化的节奏也不相同。

技术—经济系统的任务是生产的组织和产品、服务的分配。它构成了社会的职业分层系统，同时涉及技术的工具化使用，前者构成了它的轴心结构，后者构成了其轴心法则。在现代社会里，技术—经济系统的轴心法则是功能理性，它持续地推动了成本的降低和产出的提高；技术—经济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的轴心结构，则是科层体制，这种体制的产生是分工专业化和功能切割的结果，也是工作协同统一的需要。技术—经济系统有自己的测量尺度，那就是实际效用。它还有一条简单的变革原则，即不断更新产品或生产流程。技术—经济系统是个物化的世界，其中只见角色不见人，社会互动只在角色之间进行，人因而变成了物件或“东西”。

政治系统是这样一套社会安排，它架构框定了一种关于正义的概念，并在此架构内调节社会冲突。正义的具体内涵通常形成于特定社会传统，或由宪法规定说明；调节则通过权力的使用，即通过暴力的合法使用和法治来完成。因此，政治是一个涉及社会中的合法权力的分配的社会权威体系。它的轴心法则是合法性，在现代民主政体中，体现为被统治者授权于政府进行管理的原则。这种合法统治暗含着平等的思想，即所有人在政治问题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统治的制度，在现代社会则表现为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分别反映社会不同方面的利益，作为他们的代表机构或参与决策的工具。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的倾向，但由于政治行动的目的是调和冲突和不相容的利益要求，或寻求覆盖性条令及宪法允许的权威立场，因而政治决策主要依靠的是讨价还价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非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

文化，是象征形式的领域、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宗教仪式等，以想象的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如悲剧与死亡。因此，寻求对生命意义的解释和表达构成了文化的轴心法则，而宗教、艺术等的权威体系则形成了文化的轴心结构。在现代社会中，文化领域的轴心法则体现为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而意义和作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则构成了现代文化的轴心结构。

总之，在贝尔看来，社会不是一个围绕着一个中心组织起来的统一系统，它分裂为各有自己的运行逻辑的不同领域，各个领域之间既非决定被决定的关系，也并不一定彼此调适。各个领域的变革节奏也各不相同：技术—经济系统的变革基本上是直线性的；而文化的变迁则始终存在着一种“回跃”（ricorso），即不断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至于政治领域，其变革则又是选择性的，即人们会选择适应他们时代的政治模式。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贝尔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中轴原理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表现：“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配置资源的途径。现代政治中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候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有时候是自下而上要求的参与。文化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

贝尔的中轴原理，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运行的视角，另一方面，也为他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述（见后面）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