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巴山之春

6.打一次电话上一堂课——放下那个名叫电话的玩艺儿，赶紧叫警卫员备马。他信不过那个黑黢黢的家什。

一九三三年，

红军到川边，

建立新政府，

工农掌政权。

豪绅齐打倒，

农家分了田；

团结搞生产，

日子比蜜甜。

这的确是一个甜蜜的春天。太阳从遥远的东方的山坳里冉冉升起，湿漉漉地滴着鲜红的光辉，映红了通江的山山水水。山谷里弥漫着乳白的氤氲，红的黄的紫的花朵染透了漫山遍野，高耸入天的针叶杉上一颗一颗地滴着晶莹的露珠。

坝子上，一群官兵舞枪弄刀，龙腾虎跃。

多情而善良的巴山蜀水，迎来了一路苦战、数次死里逃生的红四方面军，用它丰腴的胸脯为这支多灾多难的队伍提供了一块休养生息的地盘，使之得以立足、喘息，建立政权，扩大红军，补充给养。

这个春天，对于秦基伟来说，也似乎格外恩典。想当初，一只胳膊几乎烂掉，队伍且战且走，几次差点把他甩掉。漫川关一仗打完，红军伤亡过半，伤员漫山遍野，又是一个落日黄昏，又是两名干部送来了安置费让他“安心养伤”，又是深夜出走尾随部队，又是凭着日夜惊心，时刻机警，硬是一路跟着部队走过来了。从河南到陕西，又从陕西到四川，来到这片山青水秀的“天府之国”。

四川的山多花多草多树多，初来的时候，他被分配在苦草坝的医院里，中草药一熬就是一锅。一个土拉巴叽的大钵子，每天三大钵子，不仅治好了他的伤，也救了他的命。

他出院的时候，正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发展之际，军事人才奇缺，根据他的资历和战斗表现以及实际需要，他被总部任命为红江县军事指挥长，同驰名中外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并肩战斗了几个月。张琴秋原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因为参加了小河口会议，提了张国焘的意见，连降数级，被贬到红江县担任县委书记。

在红江县担任了几个月指挥长后，秦基伟终于得到了他早就该得到的位置——当上了团长。

往事不堪回首。

一年前，在参加陡拔山战斗时，团长就指定他为团长代理人。那时候一个少共国际团只有五个连队，而他是精锐连队的连长，是团长的当然后继人。团长牺牲后，徐向前总指挥第一个就想到了他，不巧地是，他也负伤了，于是改提他的入党介绍人、二连的指导员郭世进担任团长。更遗憾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位团长竟然在严峻的时刻筛了糠，七里坪血战时软了骨头，哆哆索索地溜之乎也。

一九三二年，秦基伟跟着主力一路艰苦征战，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杀开一条血路，从湖北进入豫西，沿途人烟稀少，荆棘丛生，田园荒芜，满目凄凉。当地居民大多迁居外逃。部队找不到吃的，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有时连野菜野果也吃不上。

他挺住了。

部队进入陕西后，遭到杨虎城三个团、胡宗南两个旅的围攻，蒋介石闻讯又调集大军，一共有五个师加三个团的兵力，企图将四方面军分而食之，围歼于漫川关以东十余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徐、陈首长坚持集中，指挥部队苦战一夜，于天亮突出了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这个屡遭遣散的伤员，在这场战斗中，也居然以左手射击打死打伤十余名敌人，并且寸步不离地跟随主力突出重围。

一路艰辛，一路熬煎，再往西南，又遇上个横卧在前进路上的大巴山。大巴山，路漫漫，风如刀，雪似箭，寒冷腊月走一遭，十有八九不回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翻越大巴山，上七十，中七十，下七十，合计要走二百一十里路，尤其是山顶的七十里路，寒风像刀子，雪碜打在脸上当当地响。在山上宿营一夜，人挤人搂在一起，胸贴胸都是凉的。白天还稍好些，半夜里狂雪飞舞，人都成了雪人。天亮上路，一清点人数，许多人没有了。扒开雪，人都在里面，已经硬了。没有棉衣，没有棉鞋，没有棉被。上山之前，每人发一捆稻草，穿是它，盖也是它，稻草怎么能挡住风雪啊，肚子里没食，心胸里没火，人身上那点体温，狂风一刮，全没了。那一座山下来，冻死了多少人啊！

他没有倒下，留住了最后一口气，挺过来了。

如今，巴山蜀水已是一片红色，革命根据地如燎原之火熊熊燃烧，总部在通江建省扩军，组织地方政权，兴办学校、医院、工厂，一片兴旺景象。

在他从死亡线上完全挣脱过来，并且恢复了红润的脸色和健壮的肌腱之后不久，他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的团长，时年十九周岁。

嗒嗒嗒、嗒嗒嗒……

马蹄声由远而近，一彪人马从竹林里穿出，下了岗子，踏上一条鹅卵石小路，向红四方面军总部通江县城疾驶而去。马蹄踏在石面上，火星乱迸，金光四射。十余名轻骑全副武装，簇拥着一名青年指挥员，一路峰回路转，威风凛凛。

十九岁的红军团长，堪称少年有为。而且，第四方面军在川陕站稳脚跟后，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红军也得以在战争间隙养精蓄锐，扩充兵员，可以说兵强马壮。一个团部有一个骑兵排，团长一出门，就有一个班跟着。

“那时候，嗬，那可真叫气派。我在前面策马，后面就有十余骑扬鞭。每人三大件，一把盒子枪，一枝马枪，一把大刀，柄上都系着红绸子，漂亮得扎眼，一跑起来迎风招展，刷刷地响。那马都是钉了掌子的，踏在鹅卵石街面上，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火星子乱迸，那真是八面威风，比我后来当军长当司令当国防部长要威风多了。”

七十九岁那年秋天，他坐在菊花盛开的自己家的庭院里，笑眯眯地对几个前来看望他的年轻人如是说。

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这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年轻的警卫团长和他的警卫班策马飞奔，可不是为了抖威风的，他心急火燎地要去见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

是在早晨刚刚吃过饭的时候，他看见团部外面有几个战士在忙忙碌碌，扯根线绳子这里拴一下，那里挂一下，好像是总部来的。他当时正在特务排研究一枝新缴获的步枪。那步枪有点特别，式样很新，可以打连发，又很漂亮，枪托是红木的，沉甸甸的很结实，机件面上一片瓦蓝。

正琢磨得起劲，所以对门外的动静就没怎么在意。不料，那线绳子一直扯到他住的那间屋子里。等他回到团部，一个战士递给他一件家伙，两头弯弯的，黑黑的，光光的，手榴弹般大小。

他莫名其妙，问：“这是什么玩艺儿？”

那个战士说：“秦团长，你放到耳朵边上就知道了。”

他握住那玩艺，用手掂了掂，疑疑惑惑地放到耳朵边上。这一放不要紧，吓了一大跳。

他说了一句粗话，把这东西比喻成驴身上的某个器官，他不相信这黑黢黢的玩艺还能发出人声。他感到被捉弄了，认为是这几个战士变着戏法跟他开玩笑，于是沉下脸来要训人。

那个扯线绳子的战士说：“秦团长你别发火，这是电话，郑部长正在里面跟你说话哩。”

电话？他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但又不敢马虎。总供给部郑部长那么大个首长，要是真的在里面跟他说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瞟了那战士一眼，把那个两头弯的黑玩艺儿又放到耳朵边上，听了一会，听清楚了，果然是郑义斋部长在里面说话。

音是听清了，话却没听清。连听带猜，估摸出是让他带部队去执行一项任务。最后，郑部长还问：“明白了吗？”

像往常一样，他胸脯一挺：“明白了。”

其实是半明不白。

放下电话，他就喝令警卫员备马。

总部警卫团成立后，除了警卫工作以外，还要负责总部的一些勤杂事务。司、政、供各部门的首长都能调遣，尤其是供给部的事情多，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使用警卫团最频繁。在秦基伟以往的经历中，上级首长交代任务，从来都是面对面，说得细，听得清，弄不明白的还可以再问。

这回却让他吃不准了，郑部长钻到这个黑咕隆咚的玩艺里，跟他耍起把戏来了。那里面杂音大，咝咝啦啦的，再加上郑部长一口河南侉腔，他根本就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况且，部长说的是要他带部队去执行一项什么任务，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光凭那玩艺说了就算呢？万一是特务从中做了手脚，岂不是要上大当？不行，得去当面问个清楚。

三十里路。他带着警卫班策马飞奔，没多大工夫就赶到方面军总部，找到了郑义斋。

郑义斋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见秦基伟等人大汗淋漓地闯进来，头上还冒着热气，不觉吃了一惊，诧异地问：“咦，你咋又来了，不是让你去涪阳坝吗？”

秦基伟气喘吁吁地回答：“我得听你当面交代。”

郑义斋说：“我在电话里跟你说得清清楚楚啊。”

秦基伟说：“那里面乱哄哄的，我没听明白。”停了停又说：“再说，我对那玩艺儿也信不过。”

郑义斋听了，哈哈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笑完之后对秦基伟说：“那不是玩艺儿，是电话。现在条件好了，团长都安了电话。以后下通知报情况，大多要用电话，你要习惯。”

郑义斋那样一笑，秦基伟的心里可就不是味儿了。他是农家子弟，从出生到参加红军，没进过大城市，也没见过洋玩艺。这本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但如今自己已经是团长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片子喊冲锋。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就必须学习，只有学习，才能适应新的职责，掌握新的指挥技术。不加强学习，闹笑话事小，贻误了战机纰漏可就大了。

从此，学习二字便像种籽一样种进了他的血液和骨髓里。再去总部，他就有意识地往参谋部门跑，去看新装备，看地图，学地形学。以后，曾经有一位将军说过：“秦基伟这家伙，爱玩。当红军的时候玩命，当支队长爱玩迫击炮，当分区司令玩照像，当纵队司令玩汽车，当军长的时候玩无线电，上甘岭上玩喀秋莎。”较起真来，这番话还基本上准确，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秦基伟性格的一方面。殊不知，“玩”岂止是玩，那是一个指挥员优秀素质的一个部分。秦基伟自己也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永远都要与新事物保持联系，掌握现代化的装备，应该走在部下的前面，当一个洒洒脱脱明明白白的指挥员。”

秦基伟的助手之一，曾任第九纵队和第十五军参谋长、解放后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有中国原子司令之称的张蕴钰是这样评价他的老上司的：“咱们的一号当得明白，炮兵怎么用，工兵怎么用，坦克怎么用，一清二楚。战役设想他在心里酝酿，三天不说一句话，一句话说完了够你揣摸三天。作战会开完了，他拍拍屁股就走了，上山打猎去，开车兜风去，我这个参谋长可就忙坏了，司令部的参谋们那是一点不敢偷懒。他在外面轻轻松松潇潇洒洒地转了一圈，回来就要看方案，看作业想定，你别想唬弄他，一个连放在哪里他都知道，娱乐的时候他跟你耍扑克下象棋骂娘拱桌子怎么着都可以，作战时你疏忽大意弄出了责任他敢枪毙你！”

不能不说，秦基伟的这种性格养成，同一九三三年秋天的那次“电话事件”有关。

7.巴河岸上见到了张主席，下了巴河就丢了官。

左边一条河，穿清浴，过新场，越草池，直下通江。

右边一条河，始河口，经永安，绕碧溪，也直下通江。

两条河曲里拐弯在通江相遇，拧成一股，然后继续向南，一路浅吟低唱，鱼翔浅底。至平昌，又与南江交融，于是便诞生了长长的巴河。

一九三四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他就坐在通江城外的梅花岭上，静静地眺望银链般缠绕的通江、南江和大巴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水滔滔，曲曲折折，弯弯绕绕，然而却奔流不息，执着向前。

沉浸在苍郁葱茂的初夏的微热之中，望着遥远天际那水天一色的奇观，他的心里一阵潮热。

没有谁能够挡住我们的步伐，不管怎么样，革命的路，都要坚决地走下去。

头天晚上，他得到了一个不平常的殊荣，受到了西北军委会主席张国焘的接见。以前，担任警卫团长时，跟总部和分局首长见面是经常的，但是，单独受到军委会主席的接见，于他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在他离开总部警卫团，调到二七四团当团长几个月后，这次接见就更显得异乎寻常了。

在他的印象中，张国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似乎有永不竭尽的激情，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

他感到这个人实在太了不起了，太神秘了，太有学问了，天上的地下的，中国的外国的，现在的过去的，一会儿是布尔什维克，一会儿是托洛斯基，一会儿批判单纯的军事观点，一会儿指责托陈取消派，前所未闻的新鲜词儿大多是从这个人的嘴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于是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团长就在心里想，天哪，张主席是多么有学问啊，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学问他不知道的了。

因神秘而伟大，一伟大，就必须仰视了，而且不敢正眼细看。

那会儿，自己就在张主席的办公室里，张主席就活生生地坐在对面的太师椅上。坐在太师椅上的张主席并不像他数次在大会上见到的那样，激动昂扬，双手挥舞，面红耳赤，声若响雷。坐在太师椅上的张主席显得很平静，很和蔼。和风细雨地同他聊天拉家常。

老家是哪里的？

哪一年参加红军的？

是谁介绍入党的？

家里原有多少田地？

对党有什么要求？

等等。

每一个问题，都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不怎么在意的。对于秦基伟的回答，张国焘并没有多少挑剔，他答什么，张主席听什么，时不时还笑笑，很放松、很慈祥的样子。

可是，一离开张主席的办公室，他的心里就犯开了嘀咕：出了什么事啦，首长接见下属，总得有个原因呀，要么做对了表扬，要么做错了批评，可张主席既不表扬也不批评，正经的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谈，就那么不咸不淡地扯家常，这是什么意思嘛？

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他总觉得在张主席那副很放松、很慈祥的笑容后面还有着另外一些东西，那层东西隐隐约约，闪闪烁烁，飘忽不定，看不见，抓不着。只是，当目光偶尔触上，心里便生出一丝寒意。

他的感觉是对的。

张国焘找他谈完话的第二天，也就是他登上通江城外梅花岭之前，他接到命令：他被撤销了二七四团团长职务，新的职务是总部参谋处的参谋。

他二话没说，也没问为什么，将铺盖捆绑起来，搭在肩上就走。那时候，也没个级别大小的概念，没什么官不官的，团长也好，参谋也罢，都是当红军，干什么不一样呢？

路过梅岭歇脚时，他才觉得这不是一般的调动，这里面有名堂，有必要想想这是为什么了。

当初，把他从总部警卫团调到二七四团，可以说是对他的重用。二七四团是有名的“夜老虎团”，战斗力极强，在四川的悬崖陡壁上作战神通广大，是四方面军的一支拳头部队。调他秦基伟到这个团来当团长时，从出身到经历到实战能力都经过了全面考核，不仅徐向前力荐，陈昌浩政委也认为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可是才干了几个月，还没等打上一仗露一手，又把他调开了，这不能不说是非常的。

不久后才知道，在木门会议上，张国焘等人又兴起了一次“肃反”高潮。

仍然困惑不解，既没有戴上“托陈取消派”的帽子，也没说他是“AB”团或者“改组派”，就那么不明不白给撤了。

直到几十年后，他当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有一次同另一位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说起了这件事，徐深吉一拍脑门说：“噢，你说的是那一次呀，那一次你没被砍掉算是天大的造化了。”

他很惊讶，连忙刨根问底。徐深吉在他之前就是总部的参谋，比他知道内情。

徐深吉说：“张国焘有一回在参谋处讲，我看秦基伟能说会道，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像个知识分子。”

他仍然不明白，说：“我才读过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才是呀，怎么反而撤了呢？”

徐深吉说：“你那时在下面，不了解情况，我们在总部可是吓得不轻。张国焘有一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

他这才恍有所悟：“我这个大老粗要是被当作知识分子杀掉了，冤枉自己不说，后人不笑掉大牙才怪！”

徐深吉说：“这种事多啦，简单得很。有一回张国焘跟几个参谋闲谈，话题扯到农民推磨，我说了一句关于牛顿定律的话，张国焘的眼睛马上射出一道阴光来，说：‘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居然知道牛顿。’这句话，吓得我几夜都没睡好觉，生怕他把我当知识分子杀掉。可能是陈昌浩后来说过我不是知识分子，才保住脑袋没搬家。”

一九三四年夏天，被撤了职的秦基伟做梦也没有想到，团长被撸掉了竟因自己是“知识分子”。

细究起来，张国焘确实乱弹琴，既然信不过，既然团长都不敢让他当了，又怎么能让他当参谋呢？殊不知，总部的参谋在作战的时候往往比一个团长的作用要大得多。

先当侦察参谋，那时候没有卫星，也没有探测仪。所有的侦察活动都是人工的，带上几个人，乔装打扮，混进敌人据点，听街谈巷议，找蜘丝马迹，顺手的话，画一份工事分布图，偷一份兵力计划表，或者抓两个军官俘虏，那是再好不过了。

又当管理参谋，机关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全包了。行军时打前站号房子，休息时督造行军灶，过节时买几只鸡，杀头把猪，给首长和同志们打打牙祭。理家的功夫，自幼就练了出来，干起来得心应手。

再把作战和通讯参谋同时兼了。那时候可不像现在，一打起仗来又是有线又是无线又是传真，那时候有个破电话就不错了。电话线就是铁丝，临时拖一条，中间架几根杆子。那都是山林地带，碰上下雨天，又是泥，又是水，铁丝从泥水里拖过，效果差极了。这时候，秦基伟们就要出动了，背个电话机，寻一个中间处，接通后拼命地摇，呜呜鸣把个摇柄摇得昏开黑地，摇通了，总部首长讲一句，他在中间传达一句，下面部队的指挥员复诵一句。

可别小看了这份工作，没有相当的军事素质不行。常识性的概念、术语、密码、代号等等都要烂熟于心。同时还要对整个战局和战术企图准确了解，否则就容易出问题，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事关战斗胜负。

九十年代初，另一名红军老战士、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杨以山少将曾经说过，红四方面军总部有四大参谋，其中就有杜义德和秦基伟。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根据地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参加革命的妇女人数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统一组织，一九三三年三月组建了妇女独立营。

撇开社会含义而言，女子从军是一种美。

自然，她们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这一点，从连长当到团长的秦基伟一眼便能看得出来。在他担任总部参谋之后不久，也就是一九三四年，在四川广元旺苍成立了妇女独立团，秦基伟便受命兼职妇女独立团的军事训练教官。当时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人曾广澜以后回忆说：“……一切工作都是由军委参谋部组织好后，方调我去任团政治委员兼主任，没有团长，仅总参谋部派了一个男同志来指挥军事，当时是在南江县管的一个大寨子地方，担任第二道警戒线的防守……”

总参谋部派到妇女独立团“指挥军事”的这位“男同志”就是秦基伟。有句俗语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一两千女人该是多少台戏？也就是说他这个男同志要同时导演五六百台戏；还有则外国笑话说，一个女人相当于五十只鸭子，那么也就是说，在训练场上，秦基伟要面对几万只鸭子。

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些苦大仇深而参加革命后志向远大的女子，绝不同于市民阶层有闲阶级的女人们，她们少有嘁嘁喳喳的功夫，也绝少飞长流短的爱好。她们正紧锣密鼓地忙着一件事，杀敌报仇，翻身解放。

因而，训练妇女独立团对于秦基伟来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差事。况且，从连长当到团长，他是个领兵的人，领兵久了，也会滋生出一种习惯。当无兵可领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如今把一千多名女兵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他，使他的组织才干、军事技能和一吼十里的大嗓门都有了用武之地。

这个时期，正是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极盛时期，红军有了统一的服装，有了相对整齐的武器。女兵们头戴八角帽，身着灰制服，红领章，绿绑腿，脚蹬红缨草鞋。天冷时还配有平古呢大衣。鉴于女同志力气弱些，她们的武器大部分是马枪，也有一些土枪。

总的说来，这支红军的女兵队伍是很整齐的，尤其是在训练的时候，那气势实在蔚为壮观。川北群山环绕的大坝子上，一千多名女兵迎着初升的太阳，英气勃勃。秦教官喊起口令山摇地动，众女兵练起刺杀声震天外。

8.漫漫长征路，生死两茫茫。总供给部长说：“这一摊子能不能走出草地，就看你的了。”

茫茫无际的草地上，行进着望不到尽头的队伍。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人背着粮食，骡马驮着弹药，担架抬着伤员，箩筐里盛着医药——总供给部的机关、医院、兵站、妇女独立团全在这里编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梯队。

第一次过草地时，因为准备充分，带的粮食较多，部队虽然劳累，但饿死的不多。

没想到还有第二次。

更没想到还有第三次。

三过草地，几十万人像梳子一样篦了几遍，别说粮食，连野草根都篦光了，敌人的追兵暂时是摆脱了，但能不能走出草地，还是一个未知数。

粮食啊粮食，那真是一把粮食一条命。

过草地前，秦基伟在补充师担任师长。该师任务主要是改造俘虏，培训干部。长征开始后，补充师便解散了。解散了补充师，算是帮了总供给部长郑义斋一个大忙。他找到秦基伟，满面愁容说：“总供给部这么一个大摊子，运输队、兵站、医院、兵工厂、妇女独立团，还有几百名伤员，坛坛罐罐，老老少少，乱糟糟地，过草地可怎么过啊？”

秦基伟没吭气。他知道郑义斋是个知识分子，在上海和苏区主要是做经济工作，没有带过兵。别人手下兵多了会高兴，他手下人多了反而犯愁，怕划拉不开。秦基伟在总部当了一段参谋后，就被郑义斋要到供给部，总供给部的行政管理那一套全交给他了。后来虽说去当了补充师长，但郑义斋一直打他的主意，早晚还要调他回供给部工作。

他之所以没吭气，是知道郑义斋还有下文。

果然，郑义斋又说：“总部决定，把供给部机关和直属队编成一个梯队，由你担任梯队长，行进、宿营、警戒、供给一摊子，全由你负责，从现在起，我也归你指挥。这一摊子能不能走出草地，就看你的了。”

秦基伟一想：好嘛，部长甩手了，这么一副石头担子整个放在我的肩上。他张了张嘴，想问一声：我当梯队长可以，但粮食从何而来？

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句话等于废话，时至今日，郑部长天大的能耐，也弄不到粮食。

他只提了一条条件：“既然是我当梯队长，一切都得按我的办。谁违抗我的命令，枪毙！”

秦基伟在说这句话时，面无表情，下巴铁青，“枪毙”这两个字，咬得很重。郑义斋听了，也不禁打了个寒噤。

“同意！”郑义斋说。

于是乎，秦基伟连发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轻装。所有队员，包括郑义斋部长，包括全体机关干部。

这个命令就意味着，一切与战争无关，一切与生存无关的东西，都要统统扔掉，包括战利品，包括吃饭桌子，包括行军床，包括女人的小镜子。

甚至包括郑义斋部长的一捆书。

轻装的时候，郑部长从他那堆书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他实在下不了手了，实在没法挑了。

那当口，秦基伟过来了。他看了看散了一地的书，又看了看郑部长，一句话也没说。

按说，郑部长那么大个首长，又有牲口，带一捆书，也不算什么。要知道，这些书跟着他从河南到上海到鄂豫皖根据地，又到了川陕根据地，委实不容易。况且，在秦基伟的眼里，书本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从前每当他见到郑部长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孜孜不倦地看书时，他的心里就会涌起一缕甜蜜的遐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看懂这部砖头一样的厚书，那该有多好哇。

有时候——当然是在不打仗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书这东西，比枪还要重要。

可是，眼下他却狠起了心肠，他从郑部长的眼神里能够看出，郑部长非常希望他发一句话，把这些书全部带走。可这个话他不能发。他心里想，要带你就带吧，你是首长，你搞特殊化没人能跟你攀比，可我这个梯队长不能松口，我一松开，几千人每人多一件，就是好几万斤的重量。多背几万斤走一趟草地要多死多少人，我说不清。

“秦基伟，这些都交给你了。”郑义斋最后狠了狠心，挑下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摊在地上，像一群遭到遗弃的孤儿，满脸灰垢地趴在秦基伟的脚下。

秦基伟二话没说，叫过来两个红军战士，下了一道命令：“捆好，抬到我的帐蓬里。”

那一瞬间，他看见了，郑义斋部长的眼睛里涌上一层潮湿。他的眼睛也潮湿了。

然而，他还是弯下腰去，从郑义斋意欲保留的书堆里又挑出了厚厚的《康熙字典》和《天源历法》，扔到弃书堆里，满脸诚恳地对部长说：“这种书我见过，是城镇就有卖的，还是少带的好。”

又说：“能带就尽量多带粮，有了粮食才有人，有人留住，才会有别的。不然，人饿死了书再多也没用。”

到了这个份上，郑义斋只有点头的份。尽管心里痛惜自己的那堆书，但是，他坚定了一个信念：把供给部大杂摊子交给这个年轻人没错，管人这项工作，他比自己强，他一定有办法把部队带出草地。

他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第三次过草地时，他才二十二周岁，却像一个经过几个世纪磨难的智者，连顶头上司郑义斋也心悦诚服地把权力交给他。

他的第二道命令是：所有人员，包括全体机关干部带上银元，带上缴获的金镏子，带上知识分子轻装下来的书籍，带上女战士们轻装下来的小镜子，带上一切能带的东西，走进所有能见着人烟的地方，买也行，换也行，借也行，在不违反纪律的情况下，运用一切手段，达到一个目的——筹粮。大米要，小麦要，青稞要，土豆要，薯藤要，野菜要，……凡是能入口的，不论品种，不论多少，筹回来就是胜利。

第三道命令是：从即日起，所有人员吃粮标准均由梯队长统一掌握。多吃了不行，不吃也不行，吃早了不行，吃晚了不行，若不按标准吃的，发现后就地枪毙。

枪——毙？

这两个字从无数军人的嘴里无数次的出现过。秦基伟当然也无数次吼过。临泽保卫战时，他就交代过一个排长：丢了城门我毙了你！解放郑州时，他曾经给一个旅长下过死命令：阵地在你在，阵地不再，老子毙了你！抗美援朝上甘岭战斗中，他甚至对赫赫有名的英雄师长崔建功也来了嘿嘿一个冷笑：阵地丢了，你怎么回来见我呀？言下之意，也是与枪毙有关。

当然，那些时候说枪毙，三分是真，七分是假，不到非杀不可，谁会轻易把自己的同志给毙了？可是，在三过草地时候说枪毙，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筹到的所谓粮食，多数都是青稞，放在锅里炒熟，碾成面，搁点盐巴，用水泡了吃。

梯队长的工作要做在前面，提前计算路程，根据人员负重，多少天需要多少粮，实际能有多少粮，每天最多能吃多少粮，必须留有多少余地，这些都需要精确计算严格控制。

休息的时候，由秦基伟下令，大家互相监督，每人二两，吃完了就开路。

可是，民以食为天，十分劳累的行军，每人每天六两糌粑面，实在是杯水车薪。人都饿成了皮包骨，不管男女，裤腰带都扎上了最后一个眼。有人实在挺不住了，就提前吃，就多吃，有的甚至偷吃骡马驮负的集体粮食。一旦被发现，就只有死路一条——枪毙！

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呢，换一种惩处办法就不行吗？

不行。

回答是肯定的。以后，秦基伟曾就这个问题专门做过阐述：道理很简单，在那个环境里，有人违反纪律，你处分他，警告，记大过，开除，什么都没用，都无所谓。人饿得有气无力，你揍他他都不觉得疼，你处分他他能知道痒吗？体罚更不行，你把他打残了打伤了还得用担架抬着。不说不允许，就是允许，也不能打。说处分也只有一条：枪毙。并不是说多吃点粮食就犯了死罪，枪毙他是杀一儆佰，要不是采取断然措施，大家都有不能自制的时候，如果都去早吃多吃，没出草地粮食都完了，那大家不全得饿死吗？

“过草地时，我那个梯队，饿死的人最少。”将军说这话时，表情是得意的。

只有听过这种解释，才会发现，“枪毙”这两个字，有时竟然也是很有人情味的。

党峰山，离天三尺三！

雪似刀，风如剑！

鹰过此山脱层皮，

人过此山难回返！

无论是哪个角度看上去，这尊从欧亚大陆中部耸起的雪山，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壮阔和辉煌。对于太阳，它比地面上任何自然景观都要敏感。如果是早晨站在东方，让朝霞漫过自己的头顶再洒到雪山上，便如同金子洒在冰上，从几百公里以外望过去，云山一色，天山一色，辉煌的玫瑰色弥漫整个宇宙。

壮哉雪山，美哉雪山。

雪山的魅力远远不止这些。倘若走进去，就会发现，雪山并非一雪到底。

一九三六年六月，整个亚洲大陆都处于伏暑酷热之中，这里却集聚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山下，烈日照在沙地上，像无数火舌，舔出厚厚的灼烫的光焰。而离开山根，还不到半山坡上，便呈现了两个季节的风景，南边阳面绿色葱茏，鲜花盛开，鸟啼蝶舞，是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北面背阴，在太阳照射稀薄的地方，枝枯叶萎，花草萧索，俨然深秋。

当然，无论是春是秋还是夏，都是雪线以下的小部分，雪线以上几乎全是酷寒的严冬。

对于中国红军来说，雪山是仅次于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二号凶恶的敌人。

过了草地过雪山，这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壮举。从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主峰党岭，高耸霄汉，积雪不化，终年银白。当地歌谣所唱“离天三尺三”显然夸张，但“雪似刀，风如剑”则绝非浪漫形容。加上空气稀薄，严重缺氧，实在让人望而生畏。

跨过雪山山梁，犹如从锋利的刀刃上踩了过来。

过山之前，梯队长给部队提了如下要求：采取一切办法，包住所有裸露的皮肤。对于体弱者，必要时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只要上到山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不停留。前后不拉距离，绝不掉队。

秦基伟的组织才干在这里得到了充分显示。他向当地群众了解到，雪山有个特点，每天下牛，都要骤起一场风暴，风暴一来狂雪漫卷，还可能伴有雪崩。一般的人是不敢翻越雪山的，即使翻山，也只有上午那几个时辰。

除了上述要求，秦基伟还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干部，有组织地跟在行进队伍中，一到山顶，就不停地鼓动：“绝不停步，顽强向前，过了山顶，就是胜利！”

这群冻饿的红军官兵，在腹中无食，体肤无温的恶劣环境中，全靠“胜利”二字支撑，从齐腰深的雪地上艰难跋涉，翻越了“离天三尺三”的党岭主峰。

也有一些部队，动作慢了，或组织得不够紧凑，就遭了大殃。一过晌午，东方天际便腾起一团黑云，随即狂风大作，黑云铺天盖地汹涌而来，最终连山顶也湮没在云海里。暴风卷着雪糁，席卷咆哮，刮得天昏地暗。

红军官兵顶风而上，组织好的，手拉手绳拖绳，一步步挪过山顶，算是过了一道鬼门关。一部分人走着走着，就没劲了，一停步子，三五分钟便僵硬在原地。还有一些人，看见一个避风的旮旯，往里一蹲，想缓缓劲。一蹲，就再也起不来了。

留在雪山的红军尸体，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有坐着的，也有趴着的，而很少有躺着的。

纵观世界五千年文明史，除了中国红军，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一次性地走过如此遥远的路，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敢于走这如此艰难的路。中国红军的伟大，除了顽强生存英雄战斗并终于形成燎原之势烧毁了一个旧的时代以外，还在于它说明了，这个世界上果然真有一群从地狱里走回来的人。

撇开社会意义，如果仅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红军长征的行为，那么，它所体现的人的意志对困难的承受能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都是整个人类的最高纪录。

八十年代后期，秦基伟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此间数次率团出访。每看到那些外国将领戴着雪白的手套，举止一副贵族骑士的作派，他的心里就会觉得可笑。他曾对一名将军说过：“别看他们那一套做的好像很有派头，花拳绣腿而已。他经历过长征吗？经历过长征的人，比谁都更懂得什么叫军人，什么叫战争。不信你把麦克阿瑟叫过来，我们两人一同到地狱里走一趟，我能活着回来，他未必。两万五千里长征对于中国军人意志的锤炼，是十个西点军校也培养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