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原始章第一

“原”通“源”，是事物的起源。例句有：“木水之有本原。”（本：树根）《左传·昭公九年》“地者，万物之本源。”（《管子·水地》）

始：开始。例句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原始”一词是最初和开始的意思。《素书》用“原始”作为本书的起章，目的是要诠释“道”意，用“道”来作为治国理政的宗旨，从而总领《素书》全文。

什么是道？

“道”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道”的起源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是“所行道也”。意思是人们行走的道路。那么从何时起，“道”进入政治哲学领域的呢？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老子开始的。

“道”是老子的哲学思想，在《道德经》一书中，老子认为“道”是“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的恍恍惚惚、无处不在的隐形影像；是不可以语言表达的空虚无形的自然物体；是能小中见大，洞悉一切奥妙之门的把手。

老子的道学思想同时也深入法家的思想体系中，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韩非子·主道》）韩非子的意思是：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判定是非的准则。因此，贤明的君主只要能把住这个本源，就可以了解事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了解事物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要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名称要从它自己所反映的内容去规定，事情要让它自身的性质去确定。虚心，才能知道事物的真相；静气，才能知道行动的善恶。在这里，韩非子把“道”看成是君王治国御臣的准则和方法，把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

与此同时，韩非子还对“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所以韩非子认为“道”是“理”的依据，“理”是“道”的体现。在“道”和“德”的关系问题上，韩非子认为“德”是“道”的功效。从而导致人们的抽象思维又有了新的飞跃，对实现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不仅法家讲“道”，兵家也讲“道”。一部《孙子兵法》始终贯穿着“道”的宗旨。所不同的是，道家、法家讲“道”含蓄内敛，而兵家则明确实际，将抽象化的“道”演变得更加深入具体。例如《孙子兵法》中的“存亡之道”的“道”指的是利害关系和最终结果；而“主孰有道”的“道”则是指国君的品行和声望是否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能否达到“上与下同”。另外关于孙子所主张的用兵有道的“道”则是“理”，用兵有道就是用兵有理，用兵有理就是“师出有名”。

兵家同时还用“义”来解释“道”。例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成语虽然出自孟子，但兵家经常把“得道”和“失道”的“道”解读为正义与非正义，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儒家很少讲“道”，甚至对“道”的理论有些排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意思是“道”是从人的精神里演化出来的，而“道”自身不会对人的才智品行发生作用。这与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

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认为“道”的哲学思想是老子最先传授开来的，其实不然。根据史料记载，将“道”应用在政治哲学上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06年。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楚国武王熊通为了征服汉水以东地域，准备发兵攻打随国（今湖北随州一带），战斗之前，楚武王为了麻痹迷惑随国，预先组织了一次和谈。和谈之前，楚国大夫斗伯比（楚若敖熊仪的儿子，楚武王熊通的叔叔，任楚国令尹，为楚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对楚武王说：“楚国不能在汉水以东占据优势，原因完全在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现在扩军备战，用武力威逼，他们由于害怕，这些小国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所以不容易离间和分化。”

楚武王听了斗伯比的话后问道：“那依你该怎么办呢？”斗伯比接着说：“在汉水以东的国家中，随国最大，如果我们能够设法让随国自高自大，鄙视那些小国，小国就会对随国产生不满，他们之间就会离心离德，如果这样，就对我们楚国十分有利。”

楚武王接着问斗伯比，怎样才能使随国骄傲自大呢？斗伯比接着说：“这次随国来和谈的是少师（官名：少师、少傅、少保，‘三少’是随国当时最高行政官员），这个人骄傲狂妄，如果君王能利用和谈的机会，把我国优势掩盖起来，用疲弱的士卒展现给少师，就能让他更加骄傲自大。”大夫熊率且比对斗伯比说：“随国有季梁在，我们这样做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楚国熊率且比提到的季梁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会讲随国只要有季梁在，斗伯比的计谋就不会发生作用？

季梁，湖北随州人，出生年代史料没有记载，据推测，季梁大约生于公元前750年左右，是春秋初期随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被后人尊称为我国南方第一文人，诗人李白曾称赞他是“神农之后，随之大贤”。

随国有季梁这么一位计高谋远的贤巨，所以楚大夫熊率且比认为斗伯比的计谋可以骗得了少师，但骗不了季梁。但斗伯比仍然很自信，对武王说：“少师在随国很得国君信任，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下一步着想，是作长远考虑。”最终武王采纳了斗伯比的意见，故意把军容搞得杂乱无章，然后在军中接待少师。

少师看到楚国混乱的军营，疲弱的士卒，果然信以为真，回到随国后，把他看到的乱七八糟的楚国军事情报绘声绘色地向随侯作了汇报，然后建议随国马上出兵追击楚军，正当随侯同意少师的意见，准备下令出兵时，季梁站了出来，连忙进行阻止，他对随侯说：“君王何必着急呢？楚国的疲弱是假的，他是为了欺骗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为了进一步说服随侯，季梁又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左传·桓公六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据臣所知，小国之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义而大国邪恶。什么是道？就是忠于百姓而信仰神明。高高在上的国君时时想到造福百姓，这就是忠；主持祭祀的史官真实不欺的祷告，这种行为就是信。

季梁说的“道”是目前所能知道的最早的“道”。季梁认为：造福百姓就是忠，忠于百姓就是道。在2700多年以前，季梁就已经把“道”的内涵升华到一个最高境界：“忠于民。”

“忠民”思想虽然与“爱民”“亲民”比较接近，但实质却大相径庭，不同点就在于所谓的“爱民”“亲民”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摆正官民关系，依然是把自己摆在上位，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平民百姓。而“忠民”则不同，它与“为民”是近似的，都是把民众当作真正的主人，把自己摆在下位，用好仆（公仆）对待主人的态度。

遗憾的是，季梁“忠民”的道学理论并没有传承下来，反而被后来的儒学反其道而用之。“忠民”变成了“忠君”，一正一反，正好迎合了历代帝王的需求，以致“忠君”理论得以发展和延续，而“忠民”思想则随着老子的道学理论的诞生而灰飞烟灭，无影无踪。

可能有人认为：季梁的“道”有两层含意，一层是“忠于民”，还有一层是“信于神”，那么“信于神”又当如何解释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季梁在与随侯的对话中找到季梁关于“信于神”是什么含义的答案。

季梁说：“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随侯说：“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言不信？”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于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这段话的意思是：季梁认为现在国君安图享受，没有节制，而百姓却挨饿没有饭吃，而那些史官和庙祝用虚假的谎言和阿谀之词来祭祀，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这样怎能获得成功？而随侯对季梁的话不以为然，他说：我祭祀用的牲畜都是精挑细选，膘肥体壮，甚至连毛色都是一致的，其他祭品五谷杂粮十分完备，我这样做难道还不能得到神明的信任吗？季梁回答说：百姓，是神明的主人，因此古代圣王都是首先团结好百姓，然后才专心于神灵的事。

季梁虽然把“道”分解为“忠于民”和“信于神”两个方面，但季梁认为“信于神”是次要的，而“忠于民”则是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民是神的主人，只有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了，然后才是祭祀神明。而祭祀神明也是为了向神明告知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了，请神明放心。

如何向神明告知老百姓的事情已经办好了呢？季梁接着对随侯说：“在祭祀的时候，奉献膘肥体壮的牲畜，要告诉神明百姓都已经很有财力；奉献祭器里的谷物，要告诉神明百姓安乐而五谷丰登；在奉献甜酒时，要告诉神明全体君臣上下对待百姓都施行美德而没有邪恶之心。所谓的祭品芳香，就是说人心没有邪念。为了能使百姓乐和，所以要专心农耕，发展生产，务其三时，修明五教，亲和九族，要用实际行动来祭祀神明，这时国家做任何事情都会取得成功。如今百姓各有各的想法，鬼神没有了主人，仅由君王一个人祭祀神明，哪怕祭品再丰盛，态度再虔诚，也不会得到神明降福。”随侯听了季梁的话后很害怕，于是专心于本国之“道”，未出师楚国，楚国也没敢攻打随国。

从以上内容来看，季梁关于“信于神”的前提是“民为神主”，而“民为神主”的前提是“忠于民”，所以季梁要求君王：为了能使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一定要搞好经济，发展生产，保证老百姓丰衣足食。同时还要务其三时，修明五教，亲和九族，用实际行动来祭祀神明。

那么季梁说的“三时、五教、九族”是什么意思呢？

季梁所说的“三时”指的是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也就是我们现在通俗的说法：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人解释“三时”是春、夏、秋三个季节，意思是季梁说这三个季节里老百姓要勤劳务农。这个解释与季梁的本意相去甚远，因为季梁谈话的对象是国君而非百姓，所以季梁所指的是国君和大臣都要长远树立“忠于民”的思想。把老百姓的事情做好并非是一时，或者是一阵子的事，而是要长长久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一如既往地这样做下去。

而“五教”指的是“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九族”则是泛指亲属关系。季梁认为君王和官员不仅要发展经济，满足百姓的物质需求，提高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同时还要加强思想建设，做到父亲要像个父亲，母亲要像个母亲，兄弟要分长次，子女要尽孝道，亲属之间要和睦相处，家和才能万事兴。

根据史料分析，老子大约诞生于公元前580年——前560年的春秋时期，与孔子、孙子是同时代人。老子的道学思想大约出现在公元前530年前后，孔子编写的《春秋》一书大约在公元前480年，与老子的《道德经》之间相差50年左右。季梁关于“忠于民”“民为神主”的道学思想出现在公元前706年，比老子的道学理论早近180年。

季梁的“道”与老子的“道”主要区别还不仅在时间年代上，更主要的是实质内容和理论方向，老子的“道”是无形无影的虚无世界；而季梁的“道”是“忠于民”“民为神主”，具有实质内容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即使在2700多年以后的今天完全可以与“为民”的先进思想相媲美，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素书》以“道”作为全书的总领，是建立在季梁的道学基础上的，前提都是“忠于民”“民为神主”。

但是，《素书》的“道”与季梁的“道”也有所不同，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在讲过老子的“道”，季梁的“道”之后，现在开始讲黄石公在《素书》中的“道”。

二、“道”“道”不同

“道”是《素书》的核心思想，也是《素书》的第一句：“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这句话的意思是：天道、品德、仁爱、正义、礼制这“五项”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虽然人人都生活在“道”的环境中，但并不知道“道”是什么意思。

宋代史学家张商英在解读《素书》中的“道”时认为“道、德、仁、义、礼”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分开来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所谓“道”的含义，其中包括世间万物，但历来都没有人作出正确的解释，而老百姓更是不知“道”为何物。

除了张商英，也有人解释《素书》“道、德、仁、义、礼”是教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道”则是春、夏、秋、冬四时变化，教人要上顺天时，下察地理，成就万物。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除认为《素书》中的“道、德、仁、义、礼”这五个方面是一个份额等量、不可分离的整体外，同时认为《素书》中的“道”是自己并不知道，而人人又都在遵循的自然规律。

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他们对于《素书》中“道”的解读是否正确今天不作过多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来就是史学讨论的普遍现象。

研究前人的思想，解读前人的论著必须首先搞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无的放矢。例如老子作《道德经》就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社会动乱。老子为了遏制战争，实现天下太平，他利用《道德经》传播“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的思想，意思就是让各诸侯国的君王安守本分，不要再打来打去，所以有人曾评价老子的理论是不求进取的消极思想。

那么《素书》作者黄石公又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当时的社会状况又是如何呢？

黄石公所处的时代是秦朝末年，他亲眼看见了秦王朝的统治者始皇帝连年穷兵黩武，战争不断，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秦始皇还通过苛捐杂税、酷刑厉法，大肆搜刮民间财物，暴力征派大量民夫劳役，用于筑长城、修大道、造骊山墓、建阿房宫，大大超过了民间百姓的承受能力。秦始皇为了封堵众人之口，甚至焚书坑儒，企图断绝天下一切不满言论。

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情形，面对凶残暴戾的秦朝统治，面对怨声载道的万民百姓，黄石公隐姓埋名，将自己平生所学进行总结归纳，同时暗中观察考察，寻找有抱负、有理想、能成大事者，然后将自己“治国兴邦”的秘籍传授给他，让他用《素书》中的智慧和方略组织民众，辅佐明君圣主，推翻秦朝统治，改朝换代，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由此可见，《素书》不是写给普通百姓看的书，黄石公并非是想通过《素书》内容，教化世人如何行仁义，如何讲道德，如何有礼貌。它所针对的对象是主宰百姓的国君和他手下的那些官吏，通过《素书》内容，告诫他们要如何为君，如何为臣，如何治国，如何理政，如何加强自身修养，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安乐美满的生活。

由于《素书》讲的是治国，论的是理政，所以后人才称《素书》是一部“安邦治国”的奇书。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是《素书》开篇第一章的首语，这句话的主旨是“五者一体”四个字。准确理解这五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正确解读《素书》“道”的关键。

研究认为，这五者中的“德仁义礼”四者是指人的行为，都可以作出实质性的解释。比如“德”可以解释为“品行”；“仁”可以解释为“宽厚”；“义”可以解释为“正义”；“礼”可以解释为“制度”。以此类比，那“道”就只能解释为“道理”。但是，“道理”与以上四者所不同的是其自身缺乏实质内容。

那么，什么是“道理”呢？

以哲学的观点来解释，“道理”是事物的规律，是事情或论点的根据。“道理”一词出自老子的学生文子作的《自然》一文中：“用众力之力者，乌获不足恃也；乘众人之势者，天下不足用也。夫权不可为之势，而不循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功。”意思是，众人齐心，大家合力，任何事情都能成功；没有能力做的事，不讲道理，不按规律做的事，即使是神仙圣人也不能成功。可见，“道理”一词的意思是事物的规律，并非是人的具体行为。

如果把《素书》中的“道”解读为“道理”，是事物规律的话，那么，这个规律就属于社会规律的范畴，就是通过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具体表现在德、仁、义、礼四个方面。因此说，“道”与德、仁、义、礼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道理”一词可以一统德、仁、义、礼四个方面。而德、仁、义、礼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涵盖“道理”。

如此说来，《素书》中的“道”又该作何解释呢？与“德、仁、义、礼”又是什么关系呢？

分析认为：《素书》中的“道”既与“德、仁、义、礼”联为一体，而其自身又具有独立的特性。所谓“联为一体”，指的则是以“道”为母体的“五者一体”。而“独立的特性”则意为“道”是躯干，“德、仁、义、礼”是四肢。再进一步解释，“道”就是“纲”，“德、仁、义、礼”则是“目”，“纲举”才能“目张”。例如季梁的“道”是“忠于民”，那么“忠于民”就是母体、躯干，是纲。只有树立了“忠于民”的思想，把“忠于民”的“纲”举起来，才能把为民谋利、为民服务、关心民众的“目”张开。

对“道”的解释在历史上有许多种：除了季梁的“道”、老子的“道”、黄石公的“道”外，还有范蠡、庄子、韩非子等的道。

范蠡在《范子计然》一书中认为：“道”是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

庄子是道家学派代表，他认为“道”是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的宇宙本体，是世界的终极根源。

韩非子把“道、德、理”合为一体，认为“道”是“万物之本源”，万物的特殊本质是“德”，万物的特殊规律是“理”。

虽然古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道”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即“道”是生发万物的本原和规律。这与《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解释基本一致，该书解释：“‘道’是世界的本原和规律。”例如，季梁的“道”是“忠于民”，那么“忠于民”就是治国理政的本原；黄石公的“道”是“德、仁、义、礼”，那么“德、仁、义、礼”的本原也是“道”。

那么现代人对“道”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辞源》解释“道”是方法、道路与规律。如“生财有道”“经营有道”，讲的就是方法；而“道理”则是规律。

笔者认为，如果只讲“道”这个字，而不是讲“道理”这个词，那么“道”的本身就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由“德、仁、义、礼”所构成，人只有具备“道”所要求的德、仁、义、礼的功德，才算进入“道”的最高境界，就能“得道成仙”。

“道”与“佛”虽然是两个派系，信仰不同，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有相同点的，例如佛家的“佛”也是一种境界。“佛”有“三觉”：自觉、觉他、觉行。三者觉行圆满，方能“立地成佛”。

无论是“立地成佛”，还是“得道成仙”，这些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追求，一种向往。佛学自印度引入中国已经2500多年，黄老道学距今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一个因此而成佛成仙的。

虽然“得道成仙”并不现实，也不可能，那又为什么《素书》要讲“道”呢？《素书》中的“道”又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三、“道”的内涵

“道”的内涵十分深邃，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不过，《素书》对什么是“道”的内涵有明确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德、仁、义、礼。

《素书》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之后，紧接着说：“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虽然人人都讲“道”，人人都生活在“道”的环境中，可是大家并不了解什么是“道”，以及“道”的真谛是什么。

由于黄石公认为世人并不了解“道”的真谛，所以他通过《素书》告知：“道”是由“德、仁、义、礼”组成的，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具备了“德、仁、义、礼”四个方面，才算得上“有道”。

什么是德、仁、义、礼呢？紧随其后，《素书》对“德、仁、义、礼”作了既简要又深刻的阐述。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依德而行，可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张商英也作出了与此观点相同的解读，认为：“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于德者，无所欲而不得。”意思是，不讲德行，欲望就会落空，只有以德为本，才能有求必应，心想事成。

笔者对以上的解释不敢苟同，其实“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这句话的真实意思笔者认为应该是：世间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有德者的关爱，使所有人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

作出这样解释的理由是：黄石公所写的《素书》所针对的对象并非是普通百姓，在当时，老百姓已经处在秦王朝暴力统治的水深火热当中，朝不保夕，命悬一线，这时再跟他们说什么讲道德、做好事、舍己为人，然后自己的欲望就能实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此时，他们需要的是有德行人的关爱，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欲求。

因此说，《素书》讲“德”是有所指的，其所指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这个“有德之人”可以是国君，可以是臣下，也可以是志向远大，将来能成就大业的社会贤达。《素书》要求所有的“有德之人”要仁风膏雨，恩泽天下，使广大民众各得其所，各得其位，各尽其才，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有，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和美社会。

“厚德载物”是大家熟悉的成语，这句成语出自《易经》，原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的意思是激励世人要永不停息的奋发图强，要像天那样高大，果敢和刚毅；同时还要不断培养自己优秀的道德品质，像大地那样厚重，敢于担当，承载万物。

现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我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时也成为许多机关企业，社会团体激励、劝勉年轻人努力进取，积极向上的座右铭。

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改成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那么这句成语的意思就发生了根本改变。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是《老子》思想，意思是善行就像水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这里的“上”可以指有地位的人，也可以指有财富的人，老子要求凡有地位、有财富的人扶困济穷，做了再多的好事都不要有争名争利的私心。

所以说，《素书》的“德”是与“上”相关联的，这个“上”就是指有地位、有财富的贤人君子，而这些贤人君子的品德和善行必须像水一样泽被万物，造福百姓，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甚身”。

《素书》在讲完“德”之后，紧接着讲“仁、义、礼”。黄石公认为：“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以上这段话的意思是：关心人、同情人、爱人就是仁；是非分明，奖善惩恶就是义；夙兴夜寐，长幼有序，依规行事就是礼。

归结以上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素书》中的“贤人君子”，必须是道、德、仁、义、礼的“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就是“道”的真谛，也就是“道”的内涵。所以，《素书》认为：以上这个“综合体”是做人的根本，缺一不可。明确了道的内涵，具备了德、仁、义、礼的品行，这样的“贤人君子”就能为国立功，为民尽忠；就能成为光生万户、祥集千家、德及四方的“得道”之人。

四、“道”的应用

《素书》认为，即使成为“得道”之人仍然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你这个“得道”之人要有“腾达”的机会，有了机会，而且能够把握，那么，你的才智和“道行”才能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应用，所得之“道”才能起到救世济民、治国兴邦的作用。

《素书》说：“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世。”

解读这段话的意思是：得“道”的贤人君子虽然能通晓国家兴亡的道理，了解事业成败的规律，知道如何治理混乱的形势，懂得如何除弊兴利的方法，但仅此是不够的，还要去做、去实行，才能使你的才智发扬光大。但无论去做，还是去实行，都要有适合的环境和时机，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在条件成熟，有了施展本领的舞台和空间时，你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并且获得成功；从而立功受爵、名垂后世。如时机不到，条件不成熟，就不要勉强，宁愿深居简出，淡泊终生。

有史以来，许多有才能有抱负的仁人志士，由于生不逢时，或者是际遇不佳，只能空怀才识，发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所以说，“时也，命也，运也”这句话还是有一定哲理的。

例如《素书》作者黄石公，虽然“其道足高”，但由于所遇非时，也只能隐姓埋名，“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当自知年老体衰，任何机会对自己都不会产生作用时，只好“没身而巳”，然后暗中寻觅，将自己所学传于贤人君子张良，替代自己完成未竟事业。

在历史上，所谓“非时”者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孔子，孔圣人很有才能，创立了一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理论。可惜的是孔老夫子所遇非时，在当时那个年代，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孔子的“治国”理论根本无人问津。不过孔老夫子并不安分，没有像黄石公那样“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而是带了几个学生周游列国，四处宣讲自己的治国理论，想要得到别人认可，自己得到重用。可是跑来跑去，依然是一无所获。根据史料记载，孔子在鲁国受到排斥，在卫国遭到驱逐，在陈国、蔡国被围困，到了50多岁也没有跑出一个名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意思是：孔子探索依循的治国之道已经很久了，却抑郁无处施展，没有人任用他。

虽然在历史上像黄石公、孔子这样怀才不遇、遗憾终生的大有人在，但同时也有许多才高八斗、豪志云天的贤人君子如《素书》所言：“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当机会来临时，做到“时至而行，得机而动”，最终“位极人臣”，成就“绝代之功”者也非屈指可数。例如大家熟知的除了助周伐纣的姜子牙之外，还有一个典型就是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诸葛亮。

诸葛亮是中国人的智慧化身，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管仲、乐毅之能，他“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是一个黄石公理想的“贤人君子”。所以徐庶赞誉他为“盖天下一人也”。司马微则认为孔明“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

虽然诸葛亮怀有济世奇才，但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纷争的年代，他并没有“得机而动”，像孔子那样四处奔走，八方应聘，而是脱身于红尘凡俗之外，隐身于村野林水之间，“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不过，《素书》中“以待其时”的“时”，并不一定指的是时间、时机、时候。“以待其时”，有时指的是“以待其人”。常言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姜子牙在渭水垂钓，他的目的并非是为了钓鱼，而是“等人”，等谁？等周文王请他出山，灭纣兴周。而诸葛亮隐居隆中“以待其时”，实际上也是“等人”，而他等的是刘备。

就当时而言，东汉末年天下混乱，群雄并起，山头林立，如果诸葛亮单纯为了找个单位上班，混一碗饭吃，他大可不必在隆中躬耕桑田，无论是北边的曹操，还是南方的孙权，即便是身边的刘表，只要他愿意去，都会受到欢迎，得到重用，混得一个好出身。但他为什么既不投靠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不依附根基牢隐、国险民附的孙权，甚至连荆州刺史，自己老婆的姨夫刘表都没有放在眼里，单单看中了一个兵不过三千，将不过关张，被曹操追杀得无立足之地，只能在刘表的屋檐底下讨生活的刘备呢？

这就是诸葛亮的过人之处，因为诸葛亮与姜子牙、张良是同一类人，都是有大志向、大抱负的人，他们选择的主人必须是人中之龙，能够建基立业的一代伟人。诸葛亮认为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野心勃勃，自从击败袁绍之后，更是兵多将广，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但曹操过于奸诈，喜怒无常，疑心过重，终归难以共事。而孙权雄踞江东，文臣武将，人才济济，也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而身边的刘表，虽然与诸葛亮还有一层亲戚关系，但由于此人不但胸无大志，而且心胸狭窄，虽然“外貌儒雅，而心多猜忌”，所以诸葛亮根本就看不起他。

当然，诸葛亮在隆中等刘备，并不是被动坐等，据史料记载，在“三顾茅庐”之前，刘备和诸葛亮就曾经见过面，后来又经徐庶推荐，才有了后来的“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在隆中“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结果等来了他需要的刘备，其后他“时至而行，得机而动”，谦恭地表示“愿效犬马之劳”，不失时机地辅佐刘备，终究成就了蜀汉大业。

“道”的内涵虽然博大精深，但毕竟是宏观层面的理论，季梁作为“道”的理论创始者，并没有给后世留下有关“道”的论著，仅在史料中见到“忠于民”和“信于神”寥寥数字的资料。好在事隔500多年之后，黄石公对季梁“道”的理论和“忠民”思想进行了阐述，不仅充实了原则性的“德、仁、义、礼”等内容，还罗列了与这些原则内容相关联的具体内容，这是些什么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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