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结合善（功利）研究美

《国语·楚语上》中记载的“伍举论美”，比较早地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美，美与善，美与功利的关系。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章华”是“台”的名字，“台”是堆土以为台，上建亭榭，植名花异草，专供统治者享用。一次楚灵王与伍举共同走上“章华之台”，楚灵王问伍举说：“台美吗”？伍举回答：“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这就是说，臣听说当国君的以自己的服饰为美，没有听说，以土木建筑的高大雄伟，雕梁画栋为美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美是对上下、左右、大小和远近的人都无害的，这就是说，对老百姓有益有用的、至少是无害的，才能算是美。若要“目观”就是美的话，那就必须要高大雄伟的雕梁画栋的建筑。这样必然要浪费很多钱财，使财用匮乏，那是“聚民利”而“瘠民也”，使民穷困无以为生。这还有什么美可言呢？所以，美是有功利目的的。对民有利的，也就是“皆无害焉”，就是美的；对民不利，使民穷困而“瘠民”的，就是不美的。故“其有美名也，惟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只要施仁德于远近之民，使大小之家都能安居乐业，这样才能真正算美。“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如若“敛民利”以满足其私欲，使百姓没有生产积极性而又有远离之心，这样为害就大了，哪里还值得去观赏呢？恶是与善相对立的，更是不美的。这虽是伍举对楚灵王的讽喻与进谏之言，但从中却也可以看出他的美的观点：美是有功利的，美与善是密切不可分的。

再如墨子（公元前约480—420年），在其主要著作《墨子》中，其出发点是：“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对人民有利的即为，对人民有害的即止，因此，墨子对美持否定的态度。他在《非乐》篇中说：“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彩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这就是说，在墨子看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等，并不是不乐的，刻镂华彩文章之色等，并不是不美的，虽“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墨子还是认为：“为乐非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所以，对“为乐”持否定的观点。这种观点可说是对当时剥削者的骄奢淫逸的一种抗议与非难。但从这种观点的反面告诉人们，“万民之利”才是美的标准，这也说明，美是与功利、与善有着密切联系的。正因此，所以墨子又说：“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先质而后文”，即“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这再一次说明美与功利、与善的关系。事物总是先有功利，先有善，然后才可有美。美与功利、与善是不可分的。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春秋末期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一书，主要是有关他的言论记载，其中也有不少谈到美的地方。他认为美与善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甚至是善的同义语。如他所说的：“里仁为美”（《里仁篇》）,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篇》）,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篇》）等。所谓“里仁为美”，即是说和有仁德的人在一起，这样才算是善的、好的人。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即帮助和赞成别人做好事，不帮助和不赞同别人做坏事。所谓“有周公之才之美”，即是有周公的才和美德。这里所谓“美”是和善、德一个意思，二者可以混同使用。

再如，孔子所谓的“尊五美，屏四恶”，其中的美，也是和善、德一个意思，可以共同使用。“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严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尧曰篇》）。子张是孔子弟子，他问道何谓“五美”？孔子回答说：君子使民得到一些利益，而自己却不耗费什么，使民勤劳而不怨恨，追求仁德而不贪婪，庄重而不骄傲，威严但却不凶猛。子张又问道：“何谓惠而不费”？孔子回答说：对民有益有利的事情，才叫他们去做，这样对统治者才不会有耗费。选择那些民可做的事情，然后才让他们去干，谁还会怨恨呢？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怎么叫做贪婪呢？无论人有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敢怠慢，那不就是庄重而不傲慢吗？衣冠整齐，眼光严肃，使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这里所说的“五美”，实际上都是善，即统治者从事政治（治理百姓）的五种“美德”。

孔子也认识到美与善是有区别的，虽然如此，美和善还是密切相联而不可分的。如他所说的：“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泰伯篇》）, “有美玉于斯”（《子罕篇》）等，这里美与善显然是有区别的。所谓“致美乎黻冕”，即有纹饰的衣帽，它所以美，不仅在于衣帽有纹饰，而主要在于“黻冕”是古时祭祀时穿的礼服、戴的礼帽。古代祭祀鬼神是非常严肃的，所穿的礼服、所戴的礼帽也是非常庄严而华美的。“黻冕”的美在于它是祭祀时所穿戴的礼服礼帽。“有美玉于斯”，玉是洁白温润，有一定的色泽。但玉的美不仅在于一定的色泽，而且主要在于君子以玉比德。“夫玉者，君子比德焉”。“仁也”、“知也”、“义也”、“行也”、“勇也”、“情也”、“辞也”。玉的美就在于代表了这些品德。

孔子又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篇》）《韶》，是韶乐，舜乐也。《武》，是周武王的乐。在这里，美和善分开来使用，而且代表不同的内容。可见，美和善是有区别的。但是，美和善究竟有什么不同？何为善，何为美，二者区别在哪里？孔子没有说明。从孔子的美学思想总的倾向看，“先王天道，斯为美”（《学而篇》），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篇》）的“中和”思想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里仁篇》）的中庸思想等，这些都强调美与善的联系。按照汉朝郑玄的注也是如此，他在注中说：《韶》乐是“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武》乐是“美武王以此功定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因此，在他看来，孔子所谓“尽善”与“未尽善”的区别，在于致天下“太平”或未致天下“太平”。舜自以德禅于尧，致天下于太平，所以是“尽善也”，武王以此功定天下，未致太平，所以是“未尽善也”。美是“美舜自以德禅于尧”，“美武王以此功定天下”，前者说的“文德”，后者说的“武德”。可见，美与德、善还是一致的，虽然二者分开来使用，但美仍离不开德、善的内容。事实上，从孔子好谈“仁义”，以为是立身处事以及从政的根本，从这一点看来，郑玄注的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孟子（公元前390—305年）全面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变孔子的“修身”为“养性”，突出了“人性”的作用。他在美的观点上提出了“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的论点。所谓“充实之谓美”，即充实人的品德，也就是仁、义、礼、智等。人有了仁、义、礼、智等品德，才谓之“充实”，“使之不虚，是为美人，美德之人也。”（见赵歧注）在孟子看来，美是有内容和形式的。这内容就是人的品德，也就是仁、义、礼、智等美好品质；美的形式就是品德的直接表现。焦循的《孟子正义》解释说：“充满其所有，以茂好于外，故容貌硕大而为美。美指其容也。”这充分说明，美一方面要有充实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要有“茂好于外”的形式。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强调了仁、义、礼、智等品质是美的根源，美与善是密切联系的。

孟子主张“人性善”，认为人的品德、仁义、善信等这些道德思想和品质，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是先天的、是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所形成的。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仁义等这种道德品质，非外加于我的，非由学习和实践得来的，而是先天固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十足的先验唯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与他的“人性论”和“养性”的观点相一致的。

荀子（约公元前313—238年）主张“人性恶”，他认为美不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的学习和教育的结果。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这就是说，人的本性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质朴的材料，“伪”就是人为的意思。人为是就后天的学习礼义、道德教育而说的，所以才能“文理隆盛也”。“无性”，没有原始的质朴的材料，学习和教育也就无以附加；“无伪”，即不通过道德教育和礼义的学习，则“性”即人的本性，是不能单靠它自身而成为美的。所以，美是后天学习和教育的结果，是和社会环境、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在这里，美和善也是有密切联系的。

荀子又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劝学》）。只有从事学习，掌握“全”与“粹”的知识与修养才是美的。什么是“全”与“粹”呢？这就是学习道德与礼义，这是做人的根本。只有“及至其致好之也”，才能“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劝学》）“德操”就是“全”与“粹”的结晶，也就是美。再一次说明了美与德、善的联系。

在荀子看来，美是一种客观存在，他说：“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荀子·王制》）。美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客观事物，这些客观事物之所以是美的，就在于“致其用”。这就是说，是有功利性的，可以用来为社会服务。客观事物之所以美，就在于客观事物所具有的社会功利性质。

《易传》承继了儒家美善相兼的思路，强调人的心性的修养，认为德性提升是臻于美的境界的关键。坤卦《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意思是，君子的心灵好比黄裳，色调中和，而通达文理，身居高位但能做事得体，美在自己的内心，通畅于四肢，表现在自己的事业上，从而达到最高的美。这正是和顺集中、英华发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