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古埃及文化成就与影响
以古埃及文化为代表的尼罗河流域的文化，以其巨大的成就与深远的影响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其生命力与辐射力使之对它附近的广大区域，尤其是东欧、南欧和西亚、中东等地区都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至今依然是人们探索人类文化科学与真理的重要依据。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促生了腓尼基字母的成熟，并成为人类字母文字的真正开端，为世界文字的拼音化开辟了道路，几乎成为世界上所有地区，包括亚洲的中亚和南亚，以及欧洲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等文字的先驱。
古埃及文学对希伯来和古希腊文学影响深远。它的传记文学形式对西方的传统文学有长期的影响，其教谕文学对后世阿拉伯的教谕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影响很大。关于奥西里斯的神话不仅在西方许多国家广为流传，而且主人公死而复活的故事对后世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传说从题材上也有很大启示。伊西丝女神怀抱荷鲁斯的刻画影响了圣母玛丽亚怀抱耶稣的形象。古埃及散文故事《遭难的水手》和《辛努海的故事》对后世许多以航海冒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启示意义。长篇抒情诗《阿顿太阳神颂诗》对以后《圣经·旧约》中的《诗篇》第104篇赞扬耶和华的创作显然有相当的影响。
古埃及人根据尼罗河泛滥制定的历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这种历法简明实用。公元前1世纪中叶古罗马以埃及历法为基础进行修订，制定了以恺撒姓氏命名的“儒略历”。到16世纪又经过改革，产生了以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命名的“格里高利历”，简称“格里历”，成为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历”的由来。
古埃及的几何学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明确指出：希腊的几何学来自埃及。古希腊对几何学作出贡献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及其学生毕达哥拉斯，曾同时在埃及学习几何学的知识并有所发展。后者在西方率先提出勾股定理，即毕达哥拉斯定理，据说曾受到过金字塔的启迪。集古希腊几何学之大成的欧几里德也曾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学习，并培养了一批数学家，其名著《几何原理》奠定了几何学体系。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与他们曾在埃及学习的经历分不开的。
埃及庙宇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宏伟高大、造型优美的圆柱，柱头装饰成纸草、莲花和棕榈叶。这种建筑风格流传广泛，如古希腊雅典帕特嫩神庙多利安式柱廊即是一例。公元前4世纪初出现的科林斯式柱头如初放的花朵，与古埃及莲花盛开式柱头异曲同工。波斯阿开密尼王朝建造的庄严肃穆的柱殿也借鉴于埃及，后又被印度孔雀王朝所接受，建造了华氏城（今巴特那）的宫殿。成对耸立于埃及神庙前的方尖碑，早已闻名欧洲。罗马帝国皇帝从埃及掠走的方尖碑仅在罗马城就有12座以上。现今埃及方尖碑的足迹已遍及欧亚非三洲。
古埃及的医学是现代西方医学的源头，埃及的医学纸草卷和具体的治疗方法传到希腊后，传遍欧洲。公元前5世纪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及600年之后的罗马名医伽林，在他们的医学著作中涉及到的许多常用药都来自埃及医书。埃及医学纸草卷中许多药方的书写格式套语被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医药书所采用，并一直沿用至后世西欧。在东方的阿拉伯、叙利亚和波斯的医书中也不乏古埃及医学的影响。
埃及的玻璃制造技术产生很久远。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就有了玻璃珠。第五王朝（公元前2498年—前2345年）就出现了玻璃瓶子。新王国时期（即公元前1570年—前1085年）埃及的玻璃制造技术开始向外传播，但当时的玻璃制品都不透明。公元前1300年左右，埃及开始出现透明玻璃。公元前7世纪以后，埃及生产的多色玻璃风靡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仿制成功，将制瓶技术发展成工业。希腊的工匠发明了吹制玻璃。公元前一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城已成为玻璃器皿制造中心，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包括中国。
尼罗河流域文化和两河流域的文化同是人类文化的源头，因其相互有影响，所以形成的前后问题历来被学者重视，并众说纷纭。以往因“埃及学”（1822）的建立早于“亚述学”（1857），使许多学者认为尼罗河流域文化早于两河流域文化，现在普遍的看法是两河流域文化早于尼罗河流域文化。由于它们产生得早而且地缘接近，因此，二者相互影响接受，相互借鉴渗透。这两种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它们都是因为地处河水定期泛滥而形成的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地，都很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所以其文化是沿河流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的发展都处于原始文化和奴隶社会文化阶段，因此分散的城邦文化逐渐形成统一的传统；宗教文化都处于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化的过程中，因此，崇尚迷信正向形成神学信仰过渡。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差异，这两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首先，两河流域北部和东部虽有高原，但西部是草原和沙漠，南部为波斯湾，所以地势相对比较开阔平坦，由于缺乏天然的屏障，山地和草原的居民经常迁入该地区，因此，部族纷争，政局多变，统一的格局屡受破坏，虽有君权神授之说，但无全国统一的君神一体之实。因此，从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就已开始制定成文法，以保障社会较为稳定地发展。尤其是到了巴比伦时期，面对贫富不均，汉谟拉比法典的出现保护了私有财产，稳定了社会，形成了初步的法制观念。尼罗河流域西面是沙漠，东面也是沙漠，南面是瀑布，北面没有良好的海湾，外部因素很难进入，因此，民族相对安定，社会也相对稳定。君权神化，法老被视为太阳神的化身，虽有萌芽状态的民法和刑法，但形同虚设，法老是法律上的最终裁决者，人治色彩很浓。
其次，两河流域信奉多神，（“巴比伦”一词原意为“诸神相会之地”）虽然社会历经发展变化，神也有主次之分，但仍基本保持着多神教的特点。两河流域的居民似乎没有灵魂不朽之说，所以陵寝没有形成规模。在他们的观点中，来世就是地狱，相信人死后有阴间的生活，但无转世之说，所以注重现世的生活。古埃及由于王权的统一，转向一神教，活着要信奉太阳神，死后在冥界要受冥王奥西里斯的审判，因此相信来世说，重视陵寝建设。这种差异反映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且很明显。
再次，两河流域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接地，是商贸交通的要冲，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其文化具有较强的开放性、流通性和包容性等特点。而尼罗河流域文化则始终保持着民族的固有传统和形态，从文字到艺术，从文化到经济无一例外。象形文字体系几千年无大变化，宗教习俗墨守成规，艺术创作程式化等，因此，其文化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保守性和传统性。
其他，如这两种文化都在天文历法方面成就显著，但各有独创成分；两者都在医学方面表现出巫医混杂的现象，但前者多巫，而后者多医；两者都在建筑艺术方面成就辉煌，而前者多表现在城市建设上，后者多表现在陵墓建造上等等，这些都引起人们不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