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上海滩
当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时，必然会记住这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紧接着是1932年的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这一年的春天，我的父亲诞生在上海这块土地上。
如果真像现在人所说的那样，这世间有那种“胎教”存在，那么，奶奶肚子里的生命所受的胎教就不是什么陶冶性情的轻音乐了，而是枪炮的呼啸爆炸声，难民们撕裂人心的哭喊声，夹杂着对死亡的恐惧、不安和绝望。我奶奶是带着八个月的身孕，和全家人混在难民中逃进租界后生下了我爸爸的，原来的居住地在大轰炸中顷刻间化为瓦砾。这个在炮火中诞生的男孩也注定了其一生都将在动荡不安中度过。
父亲出生后的那几年，家中的经济情况还算不错，祖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市政厅）谋得一份差事，主要搞些文书档案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上海的外国租界，翻译工作是大量的，翻译人才是奇缺的。爷爷虽然没有留洋的背景，但他曾就读过杭州惠兰中学这所教会学校，英语底子还是相当不错的。租界当局需要这样的人才，工作人员的薪俸也是优厚的，这也保证了当时全家六口人的小康生活水平。从爷爷留下的不少家族老照片里可以判断，那是这个家最安定祥和的时期。姑妈和父亲姐弟俩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天生丽质的我奶奶身上穿的是做工精致面料考究的旗袍、洋服，每一张照片里都显现出那个时代的摩登。照片里的姑妈和父亲，服装也从中式逐渐转换成西式童装，喜欢旅游拍照的我爷爷时常带着孩子们外出度假、看电影、吃西餐、访亲友、逛公园。奶奶体弱，有时需要住院疗养。硕大的疗养院里，全家人又一起住进去度周末，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是玩耍的天堂。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了，但家里老妈妈常会讲起爸爸童年的那些事。原来，这位许家大公子开口很晚，一直到三岁前，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哑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把这个一直迷迷糊糊的“哑巴”给吓醒了。原来，那天他和小伙伴在当时住的桃源新村的弄堂里玩，一棵大树不知何故突然倒下，就压在他的脚边不远的地方，当时他被吓得面无人色，接连几个晚上被噩梦惊醒。这件事情好似当头一棒，大脑“启动了电钮”，开始有了记忆，也慢慢地会用语言交流了。虽然，谁也不能证明，这个倒下的大树和智力的开发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一个有了记忆的孩子，在自己童年岁月里，最容易记住的是什么？是幸福，还是苦难？其实，孩子是不太懂苦与甜的区别，但记忆会随着人的成长产生思想是真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家已经从复兴路上的桃源新村搬到了绍兴路的惠安坊，那是一栋三层楼的弄堂房子，底层做客厅，二、三层做卧室，还有两间亭子间，这在今天的上海也算是高档地段了。那时候的上海，除了租界外几乎都是战场，绍兴路上的这个家接近法租界的南缘，向南不远处就是肇嘉浜，这是一条租界和华界的分界河。
上海沦陷了，肇嘉浜的南面枪炮轰鸣，火光冲天，租界里的人只能“隔岸观火”，无能为力。一直和老祖母作对的许家大公子此时也乖乖地跟着念阿弥陀佛，祈祷菩萨保佑中国军队打胜仗，消灭东洋鬼子。军队打仗虽然都在华界，不会进租界，但是枪炮子弹是不长眼的，流弹横飞殃及民众的事情常会发生。为保安全，全家撤到住房的底层，因为越是贴近地面越安全，可这种安全又不是绝对的。当时就有一颗流弹，穿墙过壁，直透底层，幸亏当时没有伤到人。捡到的弹头很长，由上而下，显然是从飞机上射下来的。
我爷爷
我奶奶
爷爷和父亲、姑妈
奶奶和父亲
奶奶和姑妈
1936年11月，爷爷、奶奶在绍兴路惠安坊添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由于奶奶体弱，接近临产，请来了一位医术很高明的妇产科医生上门接生。爸爸有了一个三弟，现在又添了一个四妹。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家就是他生命的第一个驿站。整整八十年过去后，我的这位四姑姑重归故里，来到三楼当年的这间“产房”，从记忆深处寻找和她生命有关的痕迹。现在这间屋子里住着一位超过百岁的老太，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在一处福地相逢，那一刻，人与屋的缘，人和人的缘，似乎合乎逻辑地接上了。四姑姑的寻根，找回的是她生命的链接点，曾经的那个“家”唤醒的是她点点滴滴的人生回忆。
童年生活常常会在老年的记忆中重现，有时味觉和嗅觉也会帮姑妈形象地再现当年的情形。年轻时的爷爷常常带着几个孩子去公园拍照、去咖啡店吃奶油蛋糕，有时也带孩子参加舞会，但孩子们玩一会就由保姆带回去睡觉，大人们则会玩个通宵。在这类交际场合，奶奶的每次出场常常是最漂亮的旗袍加西式外套，而发型又是当年明星们最时髦的流行式样，这位人称“四小姐”的我奶奶，是许多人赞美的一位上海滩大家闺秀。
有父母的基因起作用，自然许家的孩儿们也个个有模有样，不过天生调皮的老三是家里的闯祸胚。有一次，他趁爷爷不在家，模仿爷爷平日的样子煮咖啡，结果把咖啡壶里一个小机关弄坏了。回到家里的爷爷大发雷霆，幸亏太奶奶出面保了驾，叔叔这才避免了一次皮肉之苦。那把老式的咖啡壶，顶上有个玻璃球，咖啡煮开时里面的水汽会顶着玻璃球不断翻滚。对爷爷来说，人生再苦的日子都不能让他放下最钟爱的咖啡壶。童年印象中的爷爷，一顶鸭舌帽、一根斯蒂克（拐杖）、一个板烟斗，我常常喜欢悄悄地站在他不远处，闻着他烟斗里呼出的那淡淡的烟丝味和那浓浓的雪茄香。
人的许多记忆常常因“物”而引起。一个板烟斗，可以追溯我童年时闻到的那种烟味；一把咖啡壶，可以追溯童年嗅觉中那股苦香的咖啡味；一件皮毛大衣，也可以让我想起童年被吓哭的那种恐惧。而家中樟木箱的气味大概是难以磨灭的一种最熟悉不过的气味了。或许，正是那种“物”引起的联想，在我后来的摄影中，常常喜欢以简单的“物”为主题，因为影像的背后是一种特别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