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课题研究

前言 关于抗日战争开始和发展道路问题

中国抗日战争始于何时？这本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明白问题，可是近年来在日益深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却成为一项不大的争议。部分学者主张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从此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的中国对日作战是抗日战争，其前包括东北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不属于中国抗日战争历史范畴。经过研讨，目前一般的认识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的对日战争是中国局部（指东北）抗日战争的开始；而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起点的对日反侵略作战，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之始。从抗日武装斗争发生发展的地理区位来看，特别是联系中共党史来观察，这样论断合乎实际，是正确的。其实，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和发展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时就做了明确的阐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如果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正确的话，无疑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中国抗日战争之始（当然也是日本侵华战争之始）；问题在于，抗日战争发展的“曲折的道路”，内涵是什么？也许这才是认识抗日战争发生发展历程的关键所在。历史表明：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既要同日寇进行救国于危亡的空前惨烈的反侵略战争，又必须对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对日屈服，即妥协、不抵抗政策，以及其妄图建立专制独裁统治的所谓“抗日建国”方针进行尖锐复杂斗争。

堪称中国抗日战争第一役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敌斗争，就是广大东北军民面对日军疯狂进攻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像马占山当时所言：“与其丧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如蒙天佑，或可保持一时，而获最后之侥幸。”所以马占山敢于“以一隅之兵力”“抵日人一国之大军”。当时奉命实行对日不抵抗的是东北军官兵，进行“不抵抗”之抵抗的也是东北军官兵。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所指出的“东北正规军虽奉命对日不加抵抗，自动抵抗的仍旧不少”。而且，东北军官兵至少在义勇军发展的初始阶段，处于主力地位，发挥主导作用。除东北军官兵外，义勇军的构成成分，还有警政人员、民团、农工商学以及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组织及绿林武装势力。他们揭竿而起，风起云涌，自称自卫军、救国军，采取自发分散的办法和灵活游击的战术抗击和应对侵略者。特别是在1932年初春，即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一区的主要城镇及主要铁路交通线，打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而证明了日本将永远霸据“满蒙”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后，抗日义勇军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并获得全国人民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支持和声援，一时间，抗日义勇军总规模达数十万人，致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中国抗日义勇军的汪洋大海之中。先是（4～7月）马占山的黑龙江军及东北抗日救国军和李杜、丁超的吉林自卫军，把黑吉两省作为抗敌主要战场，甚而使敌人占领长春、哈尔滨时受到严重打击；继而（特别是7、8月间）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和战斗在南满“三角地区”的邓铁梅、刘景文、李春润等义勇军各部，又掀起攻打沈阳、抚顺、辽阳、鞍山、营口等各大城镇和破袭南满铁路、奉山铁路、沈海铁路等的斗争高潮；随后（主要是9月以后）护路军苏炳文、张殿九两旅宣布起义，建立民众救国军，并与摆脱日军重兵围剿的马占山联手进攻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紧接着，先后给日军以重创的李杜、丁超的吉林自卫军东进攻克佳木斯，与其相呼应的在中东铁路东部线活动的王德林国民救国军也取得了令中外瞩目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胜利。对此，“暴日纵极凶顽，亦必疲于奔命”。1932年，在关东军基本实现了对东三省的武装占领和完成伪满傀儡政权打造的情况下，竟然进行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规模的增兵，以致可以利用五六个师团的重兵和驱使大量日伪警力，发动极力镇压与“围剿”义勇军的武力活动。1932年夏季北满的空前水灾已经给义勇军造成无法言状的极大困难；时届严冬，本来就“兵单饷绌，器窳装敝”的义勇军，在关东军大肆杀伐下，更加“饷弹两缺，衣食无着”，甚而不得不“披搭被褥，与敌对抗”，最后“物罄粮殚，无以为守”。及至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时，奋斗达一年半之久的抗日义勇军被迫转进和退散，抗日武装斗争转入低潮，但这绝非义勇军的溃败和被消灭，不管是转移外地者，还是坚持在本地者，都是“在极端艰苦之下，继续奋斗不懈”。

日军进攻热河时，一分为三的义勇军，多数还是留在东北各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就连日伪方面都不得不承认，抗日义勇军“在量上虽然显著减少”，但“在质的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亦即“抗日部队数量的减少绝不意味着满洲的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弱化”。他们“由大股变成小股，从平地遁往山间僻地”, “思想越来越激进，行动也就更加坚决”。特别是以不断袭击县城和火车的战斗方式打击敌人。虽然日本侵略者也改变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术，从1933年6月起实行分散配置，全线出击，武力“围剿”与政治镇压相结合，大规模地进行所谓“匪民分离”的“集家”等工作，但义勇军各部依然持续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并逐步实现了抗日战线的联合，掀起抗日武装斗争的新高潮。首先，是经过前一阶段铁血战斗的洗礼，涌现出一批像王凤阁那样信誓“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的思想坚定的义勇军领导者，他们掌握了相当高超的对敌斗争战术；其次，反对日伪统治掠夺（如依兰土龙山农民暴动和驼腰岭金矿工人起义）的工农知识分子相继参加抗日斗争行列，使义勇军成分有了改变，素质有了提升；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他们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义勇军的斗争思想、行动甚至组织形式产生的深刻影响。不过，九一八事变后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力量有限，并受左倾思想影响，虽然在1934年就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并将其提升为战时可以联合行动的抗日同盟军，但是只有在1936年初《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后，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以及各路义勇军等抗日部队，才接连改编为抗日联军，成为政治目标和斗争纲领明确的抗日武装集团，促进抗日战争的发展。

因此，有著作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6年东北人民的斗争，说成是“一部义勇军斗争史”，不无道理。正是这6年来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包括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红军游击队的抗日武装斗争，以及两者协同的抗日武装斗争，不仅牵制、打击了敌人，扰乱了敌人的侵华计划，而且以抗战的实践，与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相呼应相配合，揭露敌伪，教育人民，使国民党营垒发生变化，以致“逼蒋”走上抗日战争的道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建立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