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缘起伊格尔顿

2012年10月的一天，我在书店看到了一本新出版的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作者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据中文出版前言介绍，特里·伊格尔顿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是“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英国当代思想家”，“是当代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家和文化学者”。还说：“他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十个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我看了这些介绍后，立即买回这本书，而且一口气读完了，这一、两年我一共读了三遍。结果让我很失望。为什么失望？因为伊格尔顿没有回答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没有理解、把握和回答我们时代的主题；也没有理解、把握和回答马克思理论中最核心的实质问题。在中文出版前言介绍中倒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受到广泛质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颠覆的正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物质异化的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越成功、道德就越败坏的原因”。说得很对。本来，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都在分析和思考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走向与未来的命运，西方不少学者和有识之士都发表过不少很有见地的意见和观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值得思考和应该回答的重大问题。可是，在伊格尔顿的这本书中都没有涉及。至于他针对西方社会否定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提出的10个问题，也不是什么重要问题，而是一些过时的、没有多少学术含量和思想深度的小问题。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第5页）；关于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独裁和暴政”（第16页）；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第34页）；关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第68页）；关于“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第110页）；关于马克思“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第132页）；关于“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过分痴迷于乏味的阶级问题”（第163页）；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是暴力的政治斗争”（第180页）；关于“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全面强大的国家”（第195页）；关于“所有引人注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女权主义、同性恋和民族政治、动物权益、反全球化以及和平运动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传统……”（第208页）——伊格尔顿所提出来的并“逐一进行了反驳”的10个问题，没有一个是与当代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与当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有关，没有一个是与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有关，没有一个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重大问题有关。这是让我对伊格尔顿这本书失望的第一个原因。伊格尔顿挑选这样10个问题来写书，有些小题大做，对这些问题，一个大专学生或一个新闻记者就能回答，何劳“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出面呢？

我对伊格尔顿这本书失望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回答是非常肤浅的，表明他没有很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就拿中文版出版前言中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异化问题来说，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论题，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引起过三次世界范围内的大辩论，是马克思思想理论中一个引起“世纪之争”的、难度很大的重大学术问题。作为一个“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本来应该运用异化理论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他没有这样做，仅仅说了一些言不及义、无关痛痒的话，如“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大多来自黑格尔”（第35页），“我们自发采取的行动常以一种异化的力量面对我们。马克思关于人类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第57页）。“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异化’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忘记了历史是我们所创造的，反而逐渐被历史所掌控，犹如被一股异类的力量所操纵。”“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现实是我们自己亲手劳动的产物。看不到这一点，而把现实视为某种自然的、无法解释的、独立于我们自己活动的事物，这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异化。”（第139页）——这就是伊格尔顿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理解和对异化的全部论述。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根本没有涉及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和实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经济学手稿》等一系列著作中对异化和异化劳动概念做了那么多极其深刻的论述，伊格尔顿从不引证（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而用他自己的话来顶替马克思的思想，这种做法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任的。我建议伊格尔顿教授放下架子看看我这本书，看一个中国人是如何论述异化问题的，这可能会对他有所帮助，会让他比较深刻地认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伊格尔顿没有很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他说：“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许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必须要有其他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国家。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跳过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而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但他并没有说，俄国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外部的资本主义资源。”（第61页）——伊格尔顿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引起过巨大争议的问题，即东方经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他就说了那么几句，没有分析，没有阐述，没有深入地论述马克思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而他说的那些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不得要领，以后就再也没有论及。这确实让人十分惋惜和遗憾。我们确实希望“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谈谈当代这个热点问题，让我们中国人听听西方学者的意见。结果让我们很失望。

伊格尔顿对马克思思想的概括和表达，并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比如，他说马克思“并没有说，俄国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外部的资本主义资源”（第61页）。可是，马克思说过很多需要外部资本主义资源的话，伊格尔顿为什么不引证和论述呢？伊格尔顿有些观点是错误的。比如，“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穷国实现社会主义”（第20页）。“马克思主义者从没想过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的国际性。”“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仅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不够的。‘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的怪异概念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明创造。”（第21页）“社会主义的建设离不开资本主义。”（第61页）他还说：“马克思自己在反殖民主义政治问题上态度很不明朗。”“他评论说印度自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英国人的征服却无意中给了南亚次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马克思从殖民主义中发现了一些‘进步倾向’。”（第215—217页）——这些说法是错误的，伊格尔顿完全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这些问题，我在本书里做了评论。

还想说一点，他在做出判断时，“似乎”这个词用得太多。比如，“马克思似乎曾经有过从自然中为历史寻找基础的念头”（第58页）；“马克思似乎并不相信从古至今的各种生产方式是按照不可改变的规律依次交替的”（第59页）；“他似乎放弃了这样的想法，转而提出可以跳过中间的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第60页）；“他似乎并不认为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兴起不可或缺”（第61页）；“人性中似乎有一种不会轻易向那些厚颜无耻的权力低头的勇气”（第103页）；“马克思本人似乎把社会阶级视为异化的一种形式”（第170页）。……如果要找的话，还可以罗列出很多。这种表达方式表明，伊格尔顿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还“拿不准”、“吃不透”，不得不使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如果是在学术沙龙中聊天，怎么说都可以，偶尔用一两个“似乎”还可以表现出一种谦虚、清闲的绅士风度。但是在学术研究中切忌使用这种“似乎”的表达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使用“似乎”这种说法。学术研究要求思维的确定和判断的准确。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你如果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就直接引证原文来说明问题；如果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使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来“暗度陈仓”，用自己的思想来顶替马克思的思想，那就太不应该了。

对于伊格尔顿这本书我不想多做评论。话说回来，总地来说，这本书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认为马克思是对的，而且批驳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对于一个西方学者来说，这已是难能可贵，值得赞赏了。这比魏特夫和迈斯纳好多了，比中国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动辄批判马克思的人更好。魏特夫曲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东方专制主义”；迈斯纳曲解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主义”。而伊格尔顿教授却仗义执言，为马克思辩护，这是十分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中国学者写出了伊格尔顿这样的书么？写得出来么？我对此感触很深。我深深地感到，无论是中国或世界，真正认识马克思、理解马克思、懂得马克思的人不是很多。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后，有人说，世界上懂相对论的只有“三个半”。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这“三个半”人究竟是谁？不得而知，也用不着深究。现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认识马克思、理解马克思、懂得马克思？对此无法做出数量估计，既不能搞问卷调查，也无法搞民意测验。不过从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三次异化理论、五次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大辩论来看，中国学者没有参与，只当了“旁听生”，就说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关于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讨论出现意见分歧乃至对马克思产生的误解；1847年马克思关于辩证运动实质的重要思想被学术界埋没、漠视167年之久，这些都说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很落后，很多人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在看了伊格尔顿这本书、发现这本书的不少问题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研究马克思思想理论的书，要扬弃和超越伊格尔顿，要回答他提出但没有回答的问题，要发出“中国声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学术论坛上应当有一席之地，把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告诉全世界。这就是我写本书的动因和目的。

二 超越伊格尔顿

如何超越伊格尔顿？我认为要有新的思想、新的视野和新的理论架构。我的认识是这样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心思想和时代主题出发，以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视野来阐述：（1）关于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形成、发展、扬弃和转化的历史进程；（2）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这种高屋建瓴的整体把握和考察，就能使我们比较深刻地认识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规律及其发展方向和道路，比较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时代意义。这就是本书两大部分的主要内容和主题以及如何超越伊格尔顿的初步构想。

这种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中心思想出发的构想，必须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来加以阐述，运用辩证矛盾的异化理论来论述资本的起源和扬弃，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从社会历史宏观变革外在机制的角度说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社会历史微观变革和内在机理的角度说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总之，它们从社会历史的两个大的层面——宏观的社会现象和微观的社会机制——反映和阐释了辩证矛盾的共存、对立、斗争、变革和融合成一个新的社会形式的辩证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两颗“明珠”就融汇、包容了马克思思想理论的核心和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轴心。从新的视角对这些问题做新的探讨和解读，将会使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获得全新的认识。这种世界历史的全球视野和论述架构远远超越了伊格尔顿那“十个问题”的高度和深度，是对他那本书的重要扬弃、超越和发展。

本书重新思考、研究和阐释了马克思的许多重要思想，这些都是中外学术界误解很多、争论很大以致成为学术研究前沿的“热点”问题，有的是人们很少研究或从未研究过的问题。比如，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证矛盾结构及其内在的三重矛盾，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世界历史的整体双重发展，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实质是辩证矛盾，资本的起源表现为“劳动的让渡过程即异化”，劳动异化为资本和扬弃资本的异化性质与形式向劳动的再转化，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和历史性、结构性、制度性大开放的战略，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与人的异化，信用业“完全的异化”，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股份资本、银行资本的扬弃和资本的剥夺，马克思关于“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的辩证融合哲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一个被埋没、被漠视了167年之久的重要思想，等等。在本书中，我们涉及的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至少有20个，对于这些学术前沿的热点问题，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了新的解读。这种理解和解读究竟对不对？只能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我们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可以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如果是错误的，那就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那样，可以给大家提供借鉴，避免我们的错误，超越我们，并走向新的目标、进入新的境界。我们希望能与伊格尔顿教授交流和沟通，也愿意接受他的批评和指正，一起来读懂马克思。

尽管我看了伊格尔顿这本书后没有多少收获，还挑了不少毛病，但有一个收获我是应当说明的。他在该书第一章谈到传统左翼党派的口号时说，这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第13页）。我觉得“警世箴言”这四个字很好，就借用来作为本书第十七章和二十章标题的组成部分。对此，我理应申明，以免侵犯伊格尔顿教授的知识产权。在这里我还要向他致谢。

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1920年7月26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时，明确要求共产国际“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国际的许多领导人，包括罗易、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斯大林都做过说明，但谁也没有说清楚、说透彻。只有列宁用他的著作和社会主义实践说清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列宁的这些思想、路线和政策以后也没有得到贯彻实行，这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8月28日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又说：“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三次明确、坦率地提出的问题是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借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真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与列宁在1920年提出的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而且他们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相同的，即东方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什么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还向共产国际提出“应该从理论上说明”落后国家这种历史发展进程。历史和现实都表明，95年来我们并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地回答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俄国和中国的许多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始终没有搞清楚是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以美国学者迈斯纳为代表的一批人，只根据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四种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就一口咬定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乌托邦社会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在1859年以后直到1881年3月这整整21年间一系列关于东方社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明确论断。还有人甚至不承认俄国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表明中国并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就要“补课”，“补”资本主义的“课”；有的人直接批判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极大误解和曲解，其实这一套观点并不新鲜，不过是20世纪初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错误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必须根据列宁和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把经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说清楚、说透彻，也就是要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明和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的、清醒的认识，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殖民化”、“资本化”、“西方化”、“颜色革命”和“新冷战”，走好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本书的主题，也是本书的出发点。

四 “为往圣继绝学”与“天路”遐想

我想引用中国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1020—1077）的一段话来结束我这篇“前言”，并联系伊格尔顿和皮凯蒂的书，说一点感想和认识。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名言曾经教育和激励了多少世代的中国人去从事学术研究，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张载所说的“继绝学”是指什么？他没有明白地说出来。根据他的思想来看，肯定是指儒家学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继绝学”当然不是说要去继承儒家的学说，而是要继承马克思的思想理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一门“显学”而不是“绝学”。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思考和觉醒，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预言是正确的，连德国的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都说他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苦读《资本论》，还说：“现在我成了马克思的‘粉丝’! ”全球出现了一股“马克思热”，伊格尔顿的书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这些事实和形势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有这种马克思的“粉丝”吗？有人像施泰因布吕克那样去苦读《资本论》吗？有人像伊格尔顿那样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辩护吗？这些都敦促我们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思想理论的研究，如果不重视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若干年后，马克思主义就有可能由“显学”变成“绝学”。

2013年9月，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一书。本书在第二十章做了初步的评论。不管这本书写得怎么样，这位法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敢于把他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资本论》联系起来，敢于称之为《21世纪资本论》，这种勇气是值得称道的。21世纪确实需要马克思那样的《资本论》。本书第二十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1世纪的《资本论》在哪里？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

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只是马克思三大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1861—1863、1863—1875）中的一部分。在马克思40多年对资本主义研究的系统理论工程中，还有很多珍贵的思想宝藏没有被发掘和发现或未被理解，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功夫去研究和探索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只有继承人类历史上这份最珍贵的思想遗产，只有认真总结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才能写出真正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而不是皮凯蒂的资本论，才能做到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马克思的后裔和“粉丝”们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和基本要求就是：读懂马克思。这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

韩红有一首歌叫“天路”，很优美，很感人，我很爱听。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总让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引起无穷的历史遐想。听这首歌时，在我脑海里出现的，不仅仅是这些优美的歌词：“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长”；“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听这首歌，让我产生强烈的历史与现实对比和联想。在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上，中国人建筑了这么一条神奇的天路，把我们带进了人间天堂。这是一个让人震撼的、难以置信的事实，太神奇了，太壮观了，太感人了！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呢？旧中国能做到吗？提到旧中国，让我们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今年（2014）恰逢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南京大屠杀77周年。每一个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些用血书写的历史，不能忘记这些滴血的历史！我们翻翻世界历史，你能找到比日本帝国主义匪徒更凶残、更暴戾、更惨无人道、更毫无人性的畜牲吗？1894年日寇对旅顺的大屠杀，1928年5月3日对济南的大屠杀，1937年12月对南京的大屠杀，致使数十万无辜民众惨遭杀害。世界历史上找不到这种灭绝人性的例子。马克思告诉我们：恺撒命令他的部下砍去几千个高卢军人的右手，一个法国元帅下令把藏在山洞里的1000个起义的阿拉伯人活活用烟熏死——这些暴行遭到马克思的严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比这些暴行要严酷、残忍1000倍。一百多年来，惨遭帝国主义欺凌、屠杀、杀戮的苦难的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终于摆脱了这种悲惨的命运，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韩红所唱的“一条神奇的天路”。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2014年已经不是1937年，更不是1894年。这条“天路”，说它“神奇”，是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没有先例。我们用35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300年的发展历程，超越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说它“神奇”，是因为它让人难以置信、不能理解，因此才有人在那里质疑、批判并预言“中国即将崩溃”。这是一条什么“天路”呢？是马克思指出的那条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道路”。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承载了这样一个历史使命和责任，不仅仅要像韩红那样歌颂这条“神奇的天路”，而且要像列宁早在1920年7月就说过的那样，“从理论上说明”这条“神奇的天路”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120年来，几代中国人用他们的思考、拼搏、斗争、牺牲，用他们的血和泪，用他们的智慧和艰辛，筑建和书写了这条“天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中国的近代史就印证了恩格斯的这句箴言。正是出于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我们才写这本书，而且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做一些与这个课题相联系的其他研究。

宋鸿兵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金融乃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保卫的‘第四边疆’。主权国家边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包括新的一维：金融。”我们想做一个重要的补充：除了这“四维边疆”外，还必须包括新的、更重要的一维：思想理论。这“五维边疆”就是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只有有了这一维边疆，中国人民才能抵御“殖民化”、“资本化”、“西方化”、“颜色革命”和当今的“新冷战”，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和当代现实给予我们的教训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