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位于地下深处的食堂，天花板很低，排队吃午饭的人在慢慢向前挪动着。食堂里人满为患，嘈杂不堪。柜台的格子窗上，炖菜的热气一直往上冒着，还带着一股酸酸的铁腥味，却盖不住胜利牌杜松子酒的气味。食堂的那头有一个小酒吧，只是在墙上开了个小洞，只要花上一角钱，就能在那儿买上一大杯杜松子酒。

“嘿，你正是我要找的人呀。”温斯顿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说道。

他转过身，原来是他的朋友塞姆，在研究司工作。确切来说，也算不上是“朋友”。今时今日，不再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和一些同志在一起，比起另外一些同志，还是要愉快一些。塞姆是个语言学家，还是新话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他是正在进行第十一版《新话词典》编撰工作的众多专家中的一员。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微凸，眼神中带着悲伤和嘲讽之情。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研究你的脸。

“我想问一下你，你有刀片吗？”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且着急地回答道，“我哪都找过了，全都用完了。”

人们总是会问你有没有剃须刀片。其实温斯顿还留着两片没用。过去几个月里，剃须刀片一直缺货。某一段时间，党自营的商店里总是有几种商品供应不上，有时是纽扣，有时是毛线，有时是鞋带，现在轮到刀片了。实在非要不可，只能去偷偷“自由”市场才能买上了。

“我的那片已经用了整整六个星期了。”他口是心非地补充了一句。

队伍又往前挪动了一点点。他们又停下脚步，温斯顿转过身和塞姆面对面。他们两个人都从柜台边一堆铁盘中取出一个油腻腻的盘子。

“昨天你有去看战俘绞刑吗？”塞姆问。

“在上班呢，”温斯顿冷冷地回了一声，“我会在电影上看到的。”

“那就相差太远了。”

他那嘲讽的眼神在温斯顿的脸上扫来扫去的。“我知道你的，”他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你为什么不去看战俘绞刑我心里清楚得很。”从思维本身的角度来看，塞姆的正统思想到了恶毒的程度，他经常会讲起直升飞机如何对敌人的村庄进行袭击，思想犯先被审讯然后招供，再有仁爱部在地下室进行处决，诸如此类的事情，带着幸灾乐祸的满足感，娓娓道来。和他一起聊天，主要是要将他从这些话题中引开，如果有可能的话，用一些新话的技术问题将他套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也很有兴趣谈论这些。温斯顿稍微转过他的头，为了避开他那双黑色大眼睛的“搜索”。

“绞得很不错，”塞姆回忆道，“不过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他们把战俘的脚都捆绑在一起，我可想看他们在挣扎时蹬脚的样子了。特别是到了最后，舌头一直往外伸，颜色发青——青得发亮。我就喜欢看这种小细节。”

“下一个！”系着白色围裙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塞姆都把他们手中的盘子塞到铁窗下，很快一份午餐就盛好了：一盒粉中带白的炖菜，一块大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不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塞姆说，“我们也顺带去点杯酒。”

酒吧的服务人员把酒盛在没有把手的瓷杯子里，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到了那张桌子边，然后把盘子放在金属面的桌子上，桌子一角还留有一滩炖菜，黏糊糊的像一堆呕吐物。温斯顿拿起他的酒，愣了一下然后鼓起勇气，一股脑咽下那带着油味的酒。他眨了眨眼睛，等眼泪流出来，他忽然发现肚子已经饿了，就开始一口一口地把炖菜往嘴里送。炖菜除了有点黏糊糊的感觉，还有一些粉红色的硬块的东西，大概是肉制品。吃完小盒子里的炖菜之前他们都没再说一句话。温斯顿身后左边不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人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声音嘶哑粗粝得像鸭子在嘎嘎叫，饭堂里虽然嘈杂，但还是听得很刺耳很清晰。

“词典编得怎么样了？”温斯顿提高嗓音，想盖过那些嘈杂声。

“慢着呢，”塞姆说，“我负责编撰的是形容词，挺有意思的。”

一提到新话，塞姆就精神抖数。他推开那个炖菜盒子，用细长的手拿起面包，另外一只手拿起干酪，身体向前倾趴在桌子上，这样就用不着扯着嗓门说话了。

“第十一版是定本了，”他说，“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下来——也就是大家都得用这种语言作为说话时候的形式。等我们的工作完成后，像你这样的人就得重新学习了。我敢说，你们一定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创造新词，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是在消灭旧词，几十个，几百个地去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除得只剩下一个骨架。第十一版中不会有任何一个词是在二零五零年以前过时的。”

他饿得狼吞虎咽地啃了几口面包，然后带着一种学究气式的热情继续说。这时候他那黑黝黝的瘦尖的脸庞开始变得生动起来，眼神里的嘲讽也消失了，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

“把多余的单词消灭掉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最浪费的是动词和形容词了，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可以不要。不仅指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归根到底，那些词只不过是其他一些词的相反意思，这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以‘好’为例，如果有一个‘好’字了，为什么还需要‘坏’字呢？用“不好”就行啦——而且还要更好一些呢，因为它才是更准确的反义词，另一个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需要比‘好’字语气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用一连串像‘很棒’‘一流’这样语义不明的词呢？用‘加好’就能包括这其中的意思了，如果还想再加强的话，就用‘加加好’。当然，我们目前已经在使用这些词形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这就是唯一的形式了。到那个时候，关于好和坏的观念只能用这六个词来表达了——实际上只用了一个词。温斯顿，是不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当然，这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加了一句。

塞姆一提到老大哥，温斯顿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塞姆还是马上察觉到他热情度不够。

“你还没真正领会到新话的奇妙之处，温斯顿。”他几乎是带着一种悲哀的口吻说道，“甚至说你在用新话来创作的时候，仍旧是用旧话在思考。我读过几篇你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文章是写得不错，不过都是翻译而来的。你的内心里还是偏爱旧话，尽管它含糊不清，含义多变但毫无用处可言。你理解不了消灭词汇的微妙之处。难道你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总量逐年减少的语言吗？”

当然，温斯顿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他笑了笑，希望自己脸上露出的是赞同的笑容。塞姆又咬了一口黑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

“难道你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思想的范围吗？到最后，我们几乎连思想罪都不可能犯了，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凡是需要使用的概念，都只能用一个词来精确表达，它的意义会受到严格的控制，所有引申义都将被消除，然后被遗忘掉。在第十一版里，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仍需要继续进行下去。词汇在逐年减少，我们意识的范围也相应减少。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是找不到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的，这是一个自觉性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到最后，这也会变得毫无必要了。语言变得完美之时，就是革命成功之日，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说到这里，他带着某种神秘又满足的表情补充道，“温斯顿，你想过吗？最迟到二零五零年，不会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得懂我们现在的谈话。”

“除了——”温斯顿犹豫了一下，就此打住了。

“除了无产者”，这话到了嘴边又被吞了回去，他克制住自己，不太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算不算异端意见。但是，塞姆很快就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他随意一说，“到二零五零年，或许更早一些，所有关于旧话中的真正知识都消失殆尽，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也被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只会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仅仅是变成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实际上是变成了和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要改，标语也一样。在自由的概念都被取消的时候，怎么还可能有‘自由即奴役’这种宣传标语呢？到时候整个思想氛围都不一样了。事实上，不会再有什么思想了。思想正确意味着没有思想，不必有思想，思想正确就是无意识。”

塞姆迟早是要被人间蒸发的，温斯顿突然对此深信不疑。他太聪明了，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露骨了。党可不喜欢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他会失踪的，这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了。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移了一下椅子，开始喝起他那杯咖啡来。左边的桌子上，那个大嗓门的男人还在高谈阔论，喋喋不休。一个大概是他秘书的年轻女人，坐在温斯特的背面，正在听他说话，似乎对他所说的一切都非常赞同似的。温斯特时不时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太对了，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那个女人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也很愚蠢。而那个男人的声音根本停不下来，即使那个女人在插嘴时候也是如此。温斯顿只是跟这个男人有一面之缘，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担任重要职位。他大约三十岁，喉头发达，嘴巴大而灵活。他的头向后仰，所坐的角度使得他的眼镜片有点反光，所以温斯特看到的东西是有点像两片玻璃而不是眼睛。让人感到有点恐怖的是，从他嘴里源源不断奔流而出的声音中，一个字都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一句话——“通通彻底消灭戈斯坦因主义”——很快地一蹦而出，像是铸成一整块的一行铅字。其他的仅仅是噪音而已，一片叽叽喳喳。虽然你无法真正听得清他究竟在说什么，但是对他所说的内容，还是能猜得到个大概的。他可能是在谴责戈斯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可能在对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尔前线的英雄大唱赞歌——这都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无论他说的是什么，可以很肯定的是，他所说的每一字都是绝对正统的，绝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看不到眼睛的脸以及那一张一合的嘴巴的时候，心底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个假人。根本不是他的大脑而是他的喉头在控制着说话。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也是由一系列的词语组成的，但那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发出来的噪音而已，像是一群鸭子在嘎嘎大叫。

塞姆一阵沉默，他开始用汤匙在桌子那摊炖菜上划来划去。隔壁座位上的声音还是在噼里啪啦，尽管周围都是一片嘈杂，但还是听得很清楚。

“新话里有个词，”塞姆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知道：叫‘鸭讲’（duckspeak），就是说起话来像鸭子那样嘎嘎叫。这种词挺有意思的，有两种相反的含义在其中。用在敌人身上是辱骂，但用在和你意见一致的人身上，就是赞美之词了。”

毫无疑问，塞姆是要被人间蒸发的，温斯顿忍不住又想了想。他想起这些的时候，心底忍不住涌起一阵阵的悲哀，尽管他很清楚塞姆也瞧不起他，也不是那么喜欢他，而且只要他认为理由充分的话，完全有可能把温斯顿当思想犯来揭发的。反正塞姆身上有一种不太对劲的地方，但究竟哪里不对劲，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塞姆身上有着某种自己缺乏的东西：谨慎、超脱、一种难得糊涂的能力。不能说他这是不正统，他信仰英社的原则，对老大哥尊敬有加，听到战争胜利就欢欣鼓舞，痛恨异端分子，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真心实意，而且也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情。他的消息灵通，是一般党员无法企及的。但他身上有一种无法真正依靠的感觉，总会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读书太多，还经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经常聚一起的地方。没有法律甚至不成文的法律来规定不能经常光顾这个栗树咖啡馆，但那个地方隐隐约约还是有点邪门的。那些身败名裂的党的前领导人，在清洗之前都是那里的常客。据说戈斯坦因本人在几年还是十几年前就光顾过那里。塞姆未来的命运是不难预测的，但更为肯定的是，只要塞姆发现温斯顿隐秘的思想，哪怕只有三秒钟之短，也会立马向思想警察汇报揭发他的。谁都会这样做，但塞姆会是最积极的。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正统就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里似乎还有潜台词：那个残忍的蠢货。帕森斯，也就是那个和温斯顿一起住在胜利大厦的邻居，正穿过屋子走过来。他胖乎乎的，身材中等，头发颜色很淡，脸像青蛙一般。他今年三十五岁，脖子和腰部已经冒出一圈圈的脂肪来，但动作还可以敏捷得像个小伙子。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那种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至于他虽然穿着制服，但你还是觉得他像是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色短裤、灰色衬衫和红领巾那种打扮一样。只要你闭上眼睛一想到他，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后那又短又粗的胳膊来。确实，只要有像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之类的，他总是会穿上他那条短裤。他挺愉快地向他们两个打了声招呼“你好，你好！”就在桌子前面坐下，马上一股浓烈的汗臭味扑鼻而来。他红扑扑的脸上满是汗珠，他的汗腺一定十分发达。在集体活动中心，看到湿漉漉的球拍，你就知道他刚刚打过球。塞姆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印满了字，他手指间夹着一只墨水笔，正仔细研究着。

“你瞧，你吃饭时间还不忘工作呢，”帕森斯用肘部碰了一下温斯顿说，“嘿，这么积极？你在忙什么呢，伙计，对我来说可能太高深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追着你走，你忘记你要捐款啦。”

“捐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下意识地去掏钱。每个人工资的四分之一都得留出来应付各种志愿捐款，名目多得你很难记得清都有哪些捐款。

“仇恨周的捐款，你是知道的，按房子片区来收的，我是我们那个片区的出纳。我们现在正准备轰轰烈烈表现一番，做出点成绩来。我跟你说，要是胜利大厦的红旗不是在整条街上遥遥领先，你可怪不得我呀，你答应过我要捐两块钱的。”

温斯顿找了两张又脏又破的纸币给了帕森斯，帕森斯用他那文盲式的整洁字体一笔一划记到一个小笔记本里。

“还有，伙计，”他说，“听说我家那个小兔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伤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告诉他，下次还这样就要没收他的弹弓了。”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没看成那个绞刑，所以有点不开心吧。”温斯顿说道。

“啊，是呢——我正想这样说，这表明他的思想动机还是正确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还是淘气的小孩子，两个都还是，但是态度方面，热情可没得说。他们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当然还包括打仗在内。你知道上周六我家那个小女孩都干了什么吗？在她们中队远足去伯克海姆斯德的时候，她居然叫上另外两个小女孩一起开溜了，然后花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去跟踪一个陌生人。她们一直跟踪他足足两个小时，穿过森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向巡逻队揭发了他。”

“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帕森斯自我感觉良好地继续说：

“我的小孩能认出他是敌军特务之类的——比如说是通过跳伞空投下来的。但关键就在这了，伙计。你知道她一开始是怎样瞄上他的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很奇怪的鞋子，所以很可能是个外国人。这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脑袋怪好使的了，是不是？”

“那人后来咋样了？”

“哦，这个呀，我当然没法知道了。但要是这样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的。”说着他做了个步枪瞄准的姿势，嘴里还发出开枪声。

“好啊。”塞姆心不在焉地说，头也不抬，继续看他那张小纸条。

“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温斯顿按照本分附和道。

“我是说我们现在还在打着仗呢。”帕森斯说。

像是要确认他说的这一点，他们头顶上方的电幕传来一阵喇叭声。但这次不是要宣布军事胜利，只不过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而已。

“同志们！”一个年轻的声音慷慨激昂地说，“注意了，同志们，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生产战线又打了漂亮的一仗，根据公告完成的对各种消费品的统计结果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指数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在大洋国的各地都有自发组织的庆祝游行活动，工人们走出工厂和办公室，在街道上游行，为的就是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在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过上了崭新而幸福的生活。我这里有一些已经统计出来的数字。食品——”

“我们过上了崭新而幸福的生活”这句话反复出现了很多次。这是富裕部最近最爱用的话。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小喇叭声吸引住了，他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听着，脸上挂着一种受到启发时的无聊表情。他跟不上喇叭上说的那些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使人感到满足的。他掏出一根脏兮兮的大烟斗，里面装着一半烧黑了的烟丝。烟丝一个星期的供应量是固定的，只有一百克，所以很少可以将烟斗装到满。温斯顿在吸一根胜利牌香烟，他小心翼翼地横拿着。下一份定量供应要明天才能开始买，他现在只剩下四根了。此刻的他，只专心听电幕上传出来的声音，远处的嘈杂声他一概充耳不闻。电幕里似乎还提到，有人要庆祝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上升到了一个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才刚刚宣布定量要降低到一星期二十克。相隔才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相信了吗？是啊，他们硬是相信了。帕森斯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以他那种畜牲般的愚蠢就这么相信了。旁边那张桌子看不到眼睛的家伙热烈疯狂地相信了，还满怀激情要追查是谁提出上星期的定量供应是三十克的，将他挖出来，人间蒸发掉。塞姆也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相信了，他用到了双重思想。那么，是不是说只有我独自一人还没失去这种记忆呢？

神话般的数字继续从电幕上喷涌而出。和去年相比，我们今年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家具，更多的铁锅，更多的燃料，更多的轮船，更多的直升飞机，更多的书籍，更多的婴儿——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外，一切都更多了。每年每月每分每秒，每个人每件事都在迅速往上升。和塞姆刚刚做的一样，温斯顿也拿起勺子，在桌子上那滩黏糊糊的东西上划来划去的，把原来画的那道长直线变成了一个图案。他带着怨恨的情绪在思考生活的物质层面。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是不是食物也一直这个味道？他环视了一下食堂四周。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人满为患的屋子，墙壁上由于人们身体无数次的擦来擦去，变得脏兮兮的；铁桌铁椅之间挨得很近，以至于坐下来的时候都有可能会碰到别人的肘部；勺子的把柄弯了，盘子变了形，白色杯子显得很粗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是一层油腻，所有的裂缝里都积满灰尘；到处还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你的肚子和皮肤里，总会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就是那种人生来就有权拥有的某样东西被无端骗走的感觉。的确如此，他对所有事物的记忆向来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在他还能清楚记得的记忆里，无论什么时候，东西总是不够吃的，袜子和内衣内裤总是千疮百孔，家具也破旧不堪得像要散架，暖气严重不足，地铁拥挤，房子摇摇欲坠，面包是黑乎乎的，茶叶买不到，咖啡里有股脏水的味道，香烟也不够——除了人造的杜松子酒以外，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不够。虽然，这样的情况势必会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人在一种不舒服、布满灰尘，所用的东西总不够的环境里生活。冬天长得要命，袜子破破烂烂，电梯停开，自来水冰冷，肥皂粗糙，烟丝会掉，食物百般难吃的环境会令人心生厌恶，但是，这不也正表示这种生活一点也不正常吗？为什么需要某种久远的记忆来想起过去并非如此，否则现在的这一切都是如此不可忍受的呢？

他又环顾了一下饭堂的四周。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不穿蓝色制服，也还是丑陋的。屋子的那头，一个长相奇怪，像甲壳虫的矮个子男人独自坐着，他在喝咖啡，一双带着怀疑神情的小眼睛在扫来扫去。温斯顿想，如果你往自己周围一看，那你就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起来的完美体格形象——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和胸部丰满的姑娘，金黄色的头发，古铜色的皮肤，充满生机，无忧无虑——这些不仅仅存在着，而且是大多数。可是，就他目前所能了解到的，一号空降场的大部分人都是身材矮小，皮肤发黑，长相难看。奇怪的是，那种长相像甲壳虫的人是怎么在真理部里激增的：又矮又胖的男人，还没上年纪就身材发福，四肢短小，走起路来动作飞快，肥胖的脸上表情难以猜测，眼睛又细得可怜。似乎在党的统治下，这样的人最盛产了。

富裕部的公告播报结束后，又是一阵小喇叭声，紧接着来了点轻音乐。帕森斯在一大串数字的轰炸下被唤醒了一丝的热情，取下了嘴里的烟斗。

“富裕部今年做得还不错，”他一边说一边晃了一下头，“顺便问一下，史密斯伙计，我猜你也没剃须刀片可以借给我用一用？”

“一片都不剩了，”温斯顿说，“我自己那一片都用了六个星期了。”

“啊，好吧——我只是想问一下而已，伙计。”

“对不起啊。”温斯顿说。

刚才由于富裕部播报公告而暂停了的，像鸭子般嘎嘎大叫的邻座声音，这会又响了起来，还是和之前一样的大声。温斯顿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帕森斯太太来，想起她那稀疏的头发，还有藏在皱纹里的灰尘。用不了两年的时间，她的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帕森斯太太将会被人间蒸发，奥布兰也会被人间蒸发。而帕森斯将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个看不到眼睛，嘴里像鸭子嘎嘎大叫的家伙也不会被蒸发，那些像甲壳虫一样在真理部迷宫一般的走廊里忙碌穿行的男人也不会。那个小说司里的黑发女孩——她也永远不会被人间蒸发。温斯顿好像靠着本能就能知道，谁能活下来，谁又会被消灭，只不过要靠什么活下来，则是很难说得明白的。

就在此时，温斯顿从沉思中被猛然拉回现实。邻座那个黑发女孩半转着身子，正在看着他。奇怪的是，她是斜着眼睛看的，还盯得很紧，令人感到不舒服。在他们眼睛相碰那一刻，她又望向别处。

温斯顿的后背开始冒冷汗，一阵恐惧袭上心头，但很快就消失了，留下一种惴惴不安之感。她为什么要这样看着他？为什么总在跟踪他？遗憾的是，他记不清他坐到这里的时候，她是不是也已经坐在那张桌子上了，还是她后来才过来的。但不管如何，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她也无缘无故地坐在他后面。很有可能，她真正的目的就是偷听他，看他是不是喊得足够响亮。

他早先的想法又回来了：或许她不一定就是思想警察中的一份子，但业余性质的警察才是最危险的。他不知道她偷看了他多久，但有可能有五分钟这么长，很有可能他都没能完全控制住他脸上的表情。在公共场合和电幕的视线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如脱缰的野马一般驰骋真是危险至极，最细微的事情都有可能暴露出来。比如一次面部抽筋，无意中显露的焦虑表情，自言自语的习惯——任何暗示着不正常或者要刻意掩盖什么的小细节，都有可能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挂着不适当的表情（例如在听到宣告胜利消息的时候有所怀疑的表情），本身就是一件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女孩又转过身来。归根到底她或许并不是在跟踪他，或许连续两天和他坐得那么近也纯属巧合。他的烟已经熄火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桌子边上，要是能让烟丝不掉出来，他倒是可以留着到下班后再吸的。邻桌坐着的那个男人很可能是个思想警察，很可能他会在三天之内到仁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但是烟头可不能白白浪费掉。塞姆已经折叠好他的纸条放进口袋里。帕森斯又开始说起话来：

“伙计，我有跟你说过吗？”他一边含着烟斗一边笑着说，“那次我的两个小家伙把市场上一个老女人的裙子给点着了，因为他们看见她居然敢用印有老大哥头像的宣传画来裹香肠。他们偷偷溜到她的身后，然后点上一根火柴，裙子就着火了，我想把她烧得够呛。他们还是个小屁孩呢，是不是？但真是热情似火呀！这就是他们当前在少年侦察队里接受最一流的训练的结果——甚至比我小时候都还要好。你知道他们最近给配备了什么吗？插在钥匙孔上的窃听器！那天晚上我家那个小女孩带回来一个在我们的客厅上试了试，说她只是用耳朵靠在锁眼上就能听到大一倍的声音。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玩具而已，但还是可以培养他们的正确思想的，对不对？”

这时，电幕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哨音，该回去上班了。他们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长长的人流去坐电梯，温斯顿那截烟头里的烟丝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