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东欧国家和欧盟机构对中国各阶段合作倡议的回应及原因分析
(一)推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区域合作的维度
从区域间合作的角度来推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一开始就在中东欧国家和欧盟机构间引发一定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层面:
一是中东欧国家间有一定的差异性。一些中东欧国家决策者和智库认为,中东欧16国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化、宗教、社会习俗与传统、经济规模、自我认同等方面。斯洛文尼亚国务秘书伊戈尔·森察尔强调,中方不应忽视中东欧16国的差异性并应予以重视。16国中有的是欧盟成员国,它们必须特别尊重欧盟的法律规定,承担欧盟所规定的权能和责任。差异性和多样性甚至构成了中东欧地区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们的发展诉求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发展对华关系的着眼点也会有所不同。同时,中东欧国家所支持的区域合作与中方有不同的指向,它在实践中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中欧区域、东南欧区域和波罗的海区域。中欧区域包括维谢格拉德四国,奥地利有时也被纳入。东南欧区域则不仅包括西巴尔干六国和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有时还包括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波罗的海国家部分官员则强调,从地缘角度看,波罗的海三国更接近于北欧国家,更倾向于参与到欧洲北方区域的有关合作倡议。
二是中国对中东欧的区域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中东欧国家的整体性回应。如某中东欧智库认为:“在中方主导推动的‘16+1合作’框架下,中东欧国家对于想要做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日程,这不是双边关系发展正确的战略方向。从中东欧国家方面来讲,需要对发展这种关系有一种清晰的视角,中东欧国家应是与中国合作的与众不同的行为者,它们也需要有所作为,在双边日程设置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双向互动才能凸显合作的价值和可持续性。”在这一方面,虽然部分国家提出了区域合作日程,但整体上讲,中东欧国家缺乏从区域层面做出的整体性回应。
三是来自欧盟的怀疑。欧盟官方已通过各种渠道表示,16国的未来在欧盟,欧盟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让它们融入欧盟,外部力量将其另组建一个新的区域框架,是对欧盟统一和团结的一种干扰。斯洛伐克某智库认为,欧盟一开始就对中国寻求区域合作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这是树立了新的“中东欧”集团,唤醒中东欧国家对过去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回忆,是对欧洲一体化机制的伤害。
需要强调的是,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也得到一些中东欧国家的积极回应。
确立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简称V4)对话机制是来自中东欧国家最受瞩目的反馈。多个来自维谢格拉德国家的学者和决策者提出了这一设想。有关中国和维谢格拉德国家合作的国际学术会议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多次,其中一些会议是由维谢格拉德基金资助的。在这些会议上,提议确立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对话机制的学者不在少数,而维谢格拉德国家不少政府官员也力推“V4+中国”对话模式。
在笔者接触的众多波兰、匈牙利官员中,多人提出了“V4+中国”对话模式,他们认为,“V4+某国/某区域”对话模式发展较快,也做得很成功。比如“V4+西巴尔干国家”、“V4+北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对话等,而“V4+瑞士”、“V4+德国”、“V4+法国”对话等都做得很不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目前V4与亚洲不少国家及地区也展开了对话,比如“V4+韩国”、“V4+日本”、“V4+台湾地区”等。他们也希望组建“V4+中国”的对话模式,探讨一些互利共赢的合作领域。
(二)推进中欧关系全面均衡发展和中欧“互联互通”的维度
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对这一维度表示出积极支持的态度。它们认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尽快摆脱欧债危机影响的重要途径。诚如部分中东欧外交官所说,中东欧发展同中国关系,吸引中国投资,欧洲大国不应有何疑虑,因为这是符合中东欧国家根本利益的。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丹尼洛·图尔克(Danilo Turk)认为,欧洲过去被人为割裂为东西两部分,中东欧地区需要额外的努力来寻求发展机遇以避免新的人为行为造成的东西差异。中东欧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将是整个欧洲大陆稳定的基石,因此应该得到所有欧洲国家包括欧盟的欢迎。欧盟扩大10年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历史性的变迁,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得到增强,中东欧在科技、贸易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按欧盟标准进行转型,这一转型迄今还远未结束,新老成员国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16+1合作”框架体现了对所有欧洲国家的具体关注。我们需要相关方特别理解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具体需求。如果全面考虑到这种具体需求的话,所有各方都会从中受益。
中东欧国家对于来自中方的互联互通倡议也持积极拥护态度。中东欧国家大多占据欧洲大陆重要的地理位置,它们是欧亚大陆区域带中交通线路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互联互通上会发挥较大作用。为了实现经济赶超,中东欧国家需要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与中国合作。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以本国作为具体例证指出,“斯洛文尼亚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独特性,是一个沟通欧洲诸多区域的国家,互联互通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以及价值所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证明,全球性的互联互通和相互依赖不仅成为事实,也是事关我们未来发展的大事”。他说,斯洛文尼亚既是中欧国家,也是地中海国家,同时也是阿尔卑斯山区域和潘诺尼亚—多瑙河区域的一部分,是西巴尔干的近邻。斯洛文尼亚同时也是各种区域合作框架的成员,如欧盟多瑙河大区域(利用欧盟资金推动共同项目建设),并正在争取亚德里亚和小亚细亚区域成员国的身份。互联互通是多区域合作的特点之一,也是“16+1合作”的主要特点之一,中东欧国家是比较适应和习惯这种合作方式的。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资深研究员布拉戈耶·巴比奇(Blagoje S. Babic)认为,中东欧国家擅长对外交往,它们彼此之间并不是主要的合作伙伴,而是依靠自身的“枢纽地位”来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并且均面向西欧市场。它们虽是欧盟的一部分,但融入欧盟的程度千差万别,部分国家融入程度并不高。中国在欧洲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工程,使中东欧国家有机会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对它们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因此会在欧洲东南部地区得到积极的响应。包括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以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欧亚互联互通倡议表现出极大兴趣,期待在中方规划的互联互通方案中扮演重要角色。
值得关注的是,因应中国政府推动“16+1合作”的倡议,中东欧国家政要积极倡导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的“四位一体”模式。这一提法来自斯洛伐克副总理兼外交与欧洲事务部部长米洛斯拉夫·莱恰克(Miroslav Lajcak)。
莱恰克于2015年2月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以多层次的视角为中东欧国家对华关系提出了一种“四位一体”模式:即中东欧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可以形成四个层次的外交布局(以斯洛伐克为例):斯洛伐克与中国关系(双边关系维度),维谢格拉德集团框架下的对华关系(次区域关系维度),“16+1合作”框架下的对华关系(区域关系维度),欧盟框架下的对华关系(整体的欧洲与中国关系维度)。莱恰克认为在每个维度上,斯洛伐克均能提供各具特色的政策工具,从而与中国发展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关系,形成内容丰富的多个合作层次。在双边关系维度,斯洛伐克可以积极推进双方贸易和投资合作,截至2014年,斯洛伐克是中东欧国家中对华出口第一大国,也是顺差最大的国家,双边经贸和投资合作潜力很大。在维谢格拉德同中国的次区域合作层面,斯洛伐克可以利用一些维谢格拉德国家共同的政策工具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比如维谢格拉德基金在推动双方人文交流上就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双方也可以在V4感兴趣的问题如地区安全问题上加强交流。在“16+1合作”框架下,斯洛伐克也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成为中国互联互通政策的重要抓手。而在中欧合作框架下,斯洛伐克同样在涉及中欧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如投资协定谈判、自贸区谈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这种“四位一体”的模式强调了斯中双方在各个层次合作的特点和优势,双边关系是基点,次区域和区域合作是支撑,通过双边关系、次区域和区域合作夯实中欧合作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富有建设性的阐释也是对中方观点的积极回应。
然而这一维度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下列几点:
一是欧盟对中国和中东欧合作的疑虑并未消除。尽管中方一再宣称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合作的一部分,并且就有关问题与欧盟机构进行了沟通,但欧盟仍存在顾虑。诚如欧盟对外行动署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大卫·坤宁汉姆(David Cunningham)在公开场合所强调的,(1)对于欧盟来说,“16+1合作”关键是要保持透明度,遵守欧盟的规则以及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和中欧2020日程框架下展开;(2)欧盟机构(对外行动署和欧盟委员会)应该作为观察员受邀参加“16+1合作”的各种会议,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协调员会议;(3)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欧盟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应该在下一届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总理级会晤上得到讨论,欧盟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让冲突不再升级,并劝说俄罗斯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这几点要求事实上强化了欧盟在“16+1合作”各项重要议题上的重要指导作用,强调“16+1合作”应该保持公开性、透明性和开放性,实际上说明了欧盟仍对“16+1合作”心存担忧。
二是对“互联互通”的理解各方存在一定的差异。互联互通的倡议是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的,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需要加强“五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道路联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五通”的每一个方面都包含具体的合作内容。但一些西欧智库和决策者对于互联互通的理解更多是基于一种空间概念,即在共同的空间状态下,人力、资本、商品、服务等的无限制、无障碍的流通,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充分的体现。他们习惯从建设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经验出发来理解中国的互联互通倡议。
双方还对互联互通包含的内容理解不一样。部分西欧智库把人口流动、移民问题、有组织犯罪、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入等列入互联互通范畴内。欧方认同的互联互通甚至包括了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中方不提倡把互联互通内容泛化或者无限延展,应更多突出硬件建设和贸易促进。在这一点上,部分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具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包括捷克前副总理齐里尔·斯沃博达(Cyril Svoboda)在内的中东欧官员认为,互联互通只是个工具,不能将其赋予太多的民生重担。重要的是要从战略层面来理解互联互通,不要把民生因素过于突出出来。
(三)推进“一带一路”在欧洲建设的维度
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塞尔维亚时提出了一项中国和中东欧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中欧陆海快线”。这一工程在欧洲知名度极高,引起欧洲政界和商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中东欧智库和决策者认为,尽管存在诸如希腊政局变动等带来的风险,但发展潜力较大。
中东欧大多数国家也较为积极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某中东欧智库认为,“中欧陆海快线”将有力提升沿线各国互联互通,加速实现人员、商品、企业、资金、技术交流,拉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有助于深化中国同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尤其是对中欧关系发展,其价值不容低估:一方面,通过完善“中欧陆海快线”建设,中欧双方将从这一便捷和高效的运输网中获得更多、更便宜的产品;另一方面,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匈塞铁路建设,正是欧盟泛欧交通运输走廊重点项目,是欧盟推动整个欧洲东西向和南北向互联互通的十大项目工程之一。它不但对欧盟具有战略意义,也对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两国交通运输和商业网络融入欧洲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这一项目是中欧之间可以互相借力和双赢的项目,有利于推动中欧务实合作。
正是基于“中欧陆海快线”所带来的巨大吸引力,中东欧国家纷纷提出各自的倡议,希望能从中分享合作成果。克罗地亚官员认为,“中欧陆海快线”的中转港口设在克罗地亚的里耶卡,成本会更低,不一定全部放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目前有三个港口在竞争“中欧陆海快线”的中转运输支点,它们分别是斯洛文尼亚的科帕尔港,克罗地亚的里耶卡港,意大利的的里亚斯特港。总的来说,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得到充分利用,匈塞铁路也得到升级利用的机会。而从里耶卡到萨格勒布的铁路也很希望得到升级,增加运力,但得不到来自中国的支持。克方希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把里耶卡港纳入建设范围。
中国—中东欧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陆上通道建设也得到中东欧国家的积极支持,比如从四川成都到波兰罗兹的蓉欧快铁即得到波兰方面的积极支持和推动。目前,波兰方面已经把蓉欧快铁列为中波地方合作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之一,力推双方展开更多深入和务实的合作。罗兹和中国四川等省份开展的地方合作进展顺利,目前已经连续三年举行了地方合作会议,产生了广泛影响。2015年6月28—29日在波兰罗兹召开的中国波兰地方合作论坛,即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列为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多个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联的中国地方政府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地方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新亮点。2015年6月波兰外交部部长访问中国时,波兰货运公司和郑州合作伙伴签署协议,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开货运中心和物流中心,以加强对中国的出口。波方认为,多个从中国西部省份出发通往欧洲的货运班列均经过中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波兰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寻求更大的合作收益。
下面就笔者访问的几个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做一描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调研多个中东欧国家,一些国家虽有回应,但据笔者掌握的具体材料,尚需进一步明确和论证,期待在以后的成果中予以进一步明确分析和说明。
波兰对于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就列出了下列几个目标:(1)扩大中波经贸合作。中波现在贸易不平衡,中国对波兰顺差大,波兰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波方高度关注双方的贸易产品结构,其特色农产品在欧洲很有名,如苹果、猪肉等;波兰是世界第一苹果出口大国,因受俄罗斯农产品禁运影响,大量滞销,希望能够打通出口到中国的通道。猪肉也是波兰主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五大出口产品之一),但中国对波兰出口猪肉禁运(因非洲猪瘟),波方希望能够在合适时机解除禁运,扩大对中国的出口。总的来说,波方希望改变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的结构,如中国目前需要的环保设备、污染处理设备,波兰在这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除了现代化技术,一些传统商品如家具,波兰也具有一定的设计和生产能力,据统计其家具出口量位居世界第四,2014年出口额达到100亿美元。波兰塑料窗户受到欧洲市场欢迎,波方希望也能出口到中国市场。目前,中国主要从波兰进口矿石等能源产品,但波方认为这些不是它们的强项。(2)希望中国多投资波兰。中国在中东欧开经济特区,波兰有自己的经济特区,希望中国能到波兰经济特区来经营。(3)利用好货运班列。目前中波开通的苏州到华沙、罗兹到成都的货运班列,都是地方合作的典范,中国和波兰要利用好这些运输通道,扩大双边贸易。
关于“一带一路”在欧洲的建设,罗马尼亚智库提出的罗马尼亚—德国—中国“多瑙河计划”方案。该方案建议把罗马尼亚已经私有化的加拉茨(Galati)港作为海陆运输的枢纽,打造中国—德国—罗马尼亚海陆运输走廊。罗马尼亚阿斯潘研究所研究员西普里安·斯坦尼斯库(Ciprian Stanescu)强调,罗马尼亚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本应该从中欧巨大的贸易流中获益,遗憾的是,这些贸易流往往绕过罗马尼亚,使得它的地理位置优势发挥不了作用。现在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借“一带一路”倡议,寻找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发挥罗马尼亚在中欧贸易中的支点作用。
拉脱维亚的主要诉求是让里加港扮演“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物流中心的角色。该国外交部官员坚信里加港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目前,拉脱维亚正在向中国政府积极申请承办“16+1合作物流协调中心”的任务。拉脱维亚官方认为,现有几大“16+1合作物流协调中心”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也有信心做好“16+1合作”框架下的物流协调工作。里加港有丰富的物流协调经验,而且建立此协调中心不涉及重大的投资问题,因为它只是一个制度化框架建设,是一个软性的、规划性的和系统构建的机构,投资小,但价值大。
拉脱维亚官方也注意到包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等在内的多个国家也在竞争“16+1合作物流协调中心”承办国地位。在这一点上,拉官方说,拉脱维亚里加的优势比较明显,拉脱维亚不想同其他中东欧国家竞争,拉将向中国政府和中东欧15国表明,它将秉承互利共赢的原则,做好市场潜力的分配。另外,拉脱维亚也无意去竞争汉堡港在中欧合作中的优势地位,拉只想做好区域物流协调中心的角色。此外,拉脱维亚也积极推动波罗的海国家和中国在航空领域展开合作。
立陶宛议会代表认为,立陶宛地理位置在欧洲比较重要,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作用。目前,立陶宛基础设施比较老旧,需要升级换代。不少去过中国的立陶宛政客羡慕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高铁技术的发展,希望能够引进中国的技术和获得中国的投资。立陶宛现在比较关注的是欧盟委员会计划修建的赫尔辛基—布鲁塞尔(经华沙、柏林)线路,这条线路穿过波罗的海,投资额约10亿欧元,这对立陶宛来说是重大的投资,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它不但解决了立陶宛与欧洲重要国家的互联互通问题,而且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连接起来,扩大了运输潜力。他们希望中国和欧盟能在这个项目上加强投资合作。立陶宛现在有一个“Saule(Sun)计划”,有一条连通到中国的铁路线,即从中国西部省份到克莱佩达港(Klaipeda),立政府希望这条铁路线能够得到更新。拉脱维亚里加港当然是波罗的海最大的港口,但立陶宛的港口也有优势,而且立陶宛正在加速推进建设通向欧盟的铁路基础设施,这对中国投资者会有吸引力。
立陶宛特色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有着较好的发展潜力,主要是食品,比如肉、鱼、奶酪、牛奶等农产品,目前双方已经开始商谈牛奶和肉出口中国的计划。立方希望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推动上述产品的出口,推进中立经贸合作。立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之一是促进人文相通,在这一点上,中立之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来立从事文化交流的中方人员不多,中国游客也很少。立方想借“一带一路”项目做好旅游推广工作。立陶宛疗养技术和条件不错,该国有很好的医药学基础,有多个著名的旅游和疗养城市,水质量好、空气清洁,适合旅游和疗养。欧盟多个成员国和俄罗斯、白俄罗斯游客经常到此疗养。立方欢迎中国游客也来该国休闲和旅游。
此外,匈牙利、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就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展开了实质性活动;匈牙利对推进中国—中东欧旅游合作开发也不遗余力;捷克在中国—中东欧高新技术产品合作开发、地方领导人会晤等方面有着明确的合作倡议;斯洛伐克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机动车产品进出口等方面有着较为明确的合作愿望;斯洛文尼亚对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林业、智库合作等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保加利亚则在积极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在农业合作领域取得进展等。
欧盟的反馈从最初的不明朗到现在努力提出各种合作动议,态度转向积极。“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之初,欧盟机构未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与中国展开合作做出表态。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从技术角度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出台较晚,欧盟各机构对中国的政策处在了解过程中,要在欧盟层面形成决策尚需要时间。
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有关中方的互联互通倡议和泛欧交通网络计划进行对接的提法开始出现,如中国和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强合作。同时,容克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合作等也陆续被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欧盟一开始对中国在西巴尔干的投资表现出警惕的态度,但随着合作的展开,欧盟主动寻求与中方商谈,在西巴尔干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合作,既希望双方合作互相借力,也希望中方的基建方案能在欧盟基建框架下执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合作具有试探性,欧盟防备心态依然存在。
2015年5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欧洲的投资计划(指容克投资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互相融合没有重大的障碍,“我们双方应保持透明度并开展合作,我们可以努力确保双方的合作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都能对接”。2015年5月12日,欧盟委员会流动和交通事务(Mobility and Transport)官员马查多(Joao Aguiar Machado)率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就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欧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可行性进行交流时也表明了类似的观点,希望双方通力合作,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平台建设、金融合作、规则对接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推动容克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2015年6月29日召开的第17次中欧峰会标志着双方在上述提到的重要问题领域达成了进一步的共识。李克强总理在中欧工商峰会上演讲强调,中方愿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在基础设施共建上有所突破。他说,我们支持实力强、有信誉的中方企业参与泛欧交通网络、“中欧陆海快线”、新亚欧大陆桥等基础设施项目,也欢迎欧方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的互联互通合作项目,完全可以纳入中欧基础设施合作的大框架,不仅有利于中东欧加快发展,实现欧洲东中西部地区平衡发展,也必将有力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他还进一步明确双方合作的方向,即中方将积极考虑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助力欧洲战略投资基金,还将扩大购买欧洲投资银行债券,充分发挥泛欧投资合作平台、中东欧投融资框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安排的功能,并通过丝路基金拓展与欧洲在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和金融部门等领域的合作。在2015年9月1日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战略论坛上,笔者就此问题也与欧盟交通总司司长比奥莱塔·布尔克(Violeta Bulc)进行交流,她表示欧盟对包括西巴尔干在内的互联互通项目持开放态度,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欧盟委员会同时也高度关注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期待双方在项目合作上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共同推动亚欧大陆的繁荣与稳定。
2015年11月24—25日召开的苏州峰会,使得中东欧国家又看到“16+1合作”的动力和希望。中国政府在17国发展战略全面对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产能合作、融资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提出新的合作举措,打造了合作的新愿景,引发了中东欧国家积极的反响。
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和欧盟机构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同样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是欧盟的疑虑仍然存在,并不断对中方相关工程施加规则限制。
欧盟对外行动署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艾利斯·马修(Ellis Mathrew)强调:“一带一路”现有工程,尤其是“中欧陆海快线”建设相关标准应符合欧盟要求,需要得到欧盟的审查和监督。同样来自该机构的官员库宁汉姆也坚持认为,对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该有效地与欧盟泛欧交通运输网络相衔接,欧盟可以在此基础上与中方商谈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而一些欧洲大国如德国则担心,中国在中东欧搞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会对欧盟现有规则造成挑战,主要包括竞争政策、环境政策、劳工政策等,欧盟担心中国可能会绕开欧盟的规定而另搞一套。欧盟坚持其泛欧交通网络规划在推进中东欧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密切关注来自中国的倡议和举动可能对欧盟既有安排的不利影响。德国对中国大规模投资中东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在“中欧陆海快线”中对比港的投资,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担心会影响到德国港口汉堡港的货运流,进而影响到其重要经济利益。中方积极寻求将中国—中东欧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中欧合作框架和平台下,针对欧盟做好“16+1合作”的增信释疑工作,但这项工作仍需要时间。
其次是中东欧国家和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内容和精神缺乏深入了解。
无论中东欧国家还是欧盟机构,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还是表现出一定的迷惑态度。诚如斯洛伐克某外交官所说,我们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欢迎中国把斯洛伐克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下,但我们迄今为止不知道该如何迎接这种合作,中方的具体规划是什么,斯洛伐克和中国何时才能启动这种合作。同样,笔者在与波罗的海国家官员交流时,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疑惑。某波罗的海国家官员询问,习近平主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及波罗的海国家,波罗的海包含的国家很多,具体是指哪些国家,而且,我们迄今为止也未看到中方有什么具体规划在该区域铺开。拉脱维亚官方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看不出来有何地缘政治目的,应该主要集中在经贸合作上。但这个倡议还应该更具体一些,迄今为止只能参考中国政府发布的行动和立场文件,比较宽泛,此外,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只能是媒体文章,但这些文章多流于形式,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指导价值。在笔者走访中东欧诸国时,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中东欧国家普遍不知道“一带一路”具体规划的项目有哪些,怎么去执行。比如,多个波兰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波兰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进入欧洲的大门,但是迄今为止,波兰似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波兰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怎么参与也不知道。波兰官员认为中国在宣传的时候,应该先说明它是什么,然后说明它主要是要干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理解。2015年5月12日,欧盟委员会流动和交通事务官员马查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学者交流时也强调,在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欧盟有详细的基建方案,比较透明,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全面规划方案到底是什么,具体工程有哪些,到现在为止欧盟也没看到,也没有途径找到相关具体规划。欧盟不知道怎么寻找合作点,投资什么工程会有潜力。
最后是中东欧国家比较担心安全风险问题。
多个中东欧国家智库认为,投资中东欧地区基建领域存在很多风险,中国作为域外国家,有能力推进中东欧区域的互联互通吗?比如,塞尔维亚某智库观察到中国积极推进在西巴尔干地区的互联互通,这一做法深受西巴尔干国家的欢迎,但西巴尔干是一个独特的区域,综合风险较高。如这里自然条件有时候比较恶劣,雨季时而爆发大洪水,冲毁交通基础设施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西巴尔干国家甚至因为持续的洪涝灾害拉低了GDP增长率。西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纷争虽然基本结束,但遗留影响仍在,民族、宗教纷争在一些区域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同时,活跃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分子也会对互联互通造成干扰。有研究表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利用前南冲突(1991—1995)在巴尔干地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以及阿尔巴尼亚)招募了大量逊尼派穆斯林。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伊斯兰信徒不仅为基地组织招募成员,同时还传播恐怖主义言论,试图设立“巴尔干哈里发”(Balkan Caliphate)。巴尔干地区之外的国家对此并不关心,甚至默许,导致其活动猖獗。激进的伊斯兰运动不仅威胁到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安全,同时也威胁到了整个欧洲。此外,西巴尔干国家劳动力素质虽然较高,但有时工作作风懒散、效率低下,也是中国企业必须面临的问题,而且该地区国家广泛存在腐败和组织犯罪问题。仅就“中欧陆海快线”建设来说,就综合了各种风险,如中国公司对希腊的比港经营权因该国政局变动和持续发酵的债务危机而受到冲击,匈塞铁路因欧盟规则限制难以顺利推进,马其顿则更是发生了国内骚乱,直接影响到政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