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时代(2)

到了1915年，当袁世凯黄袍加身要称帝的时候，正是这位在言论史上已经逐渐落幕的梁启超先生，写下了雄篇巨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之大，震撼之巨，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无法想象了，当袁世凯得知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反对他，他马上派人给梁启超送去20万元大洋，就是跟梁启超谈判，能不能不发这篇文章，不发，就20万，以后还可以再加，钱没有问题，只要不发文章就行。当然，梁启超断然拒绝了。这件事，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天津的租界里商量的时候说，蔡锷，你是军界大有力量的人，你跟我不一样，梁启超只是一介书生，对我来说，袁世凯要做皇帝，我就要堂堂正正地反对他，否则的话，中国的读书人最后一点气骨都没有了，你不一样，你有力量，你要韬光养晦，不要让袁世凯看出你有异心，以风花雪月来掩饰自己，寻找机会，回到云南去，用武力反对袁世凯。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很快就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上海的老牌报纸，外国人办的《申报》——这时候已归入史量才名下，就分两次转载了这篇长达一两万字的文章，一时举国上下争相传阅。这是梁启超在言论史上最后的辉煌之一。

在袁世凯皇帝梦破灭，一命呜呼之后，梁启超本来打算退出言论界，退出政界，一门心思地去从事他的教育事业，他和很多记者，包括给他女儿的信中都一再表示他要从此退出政界，退出报界，他要一门心思地去做老师，去办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根本的救国之计。但是时代的问题由不得一个读书人自己去想象，就在他想要去做教师的时候，中国又发生了变局，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了，当时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复辟的——仍然还是梁启超，他写下了反对复辟的通电，他说，我，一介书生，手无寸铁，我今天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观点堂堂地亮出来，我相信，凡是有一点人气的人，都会像我一样做。事实证明，张勋复辟只维持了12天，比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还要短得多，从那之后，在中华大地上，无论你拥有百万雄兵，还是拥有多如牛毛的中统、军统、蓝衣社、白衣社，要想戴上有形的皇冠，称孤道寡，几乎已经没有机会了。

梁启超在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皇权社会带入一个共和社会的过程中，他的言论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是无比巨大的。但是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曾经几度介入政治，做了官，从了政，当过熊希龄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当过币制局总裁，后来当过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当然，他当官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年，在他的一生中，2年不过是个零头而已。但是，这2年给他带来的负面伤害远远超过了他10几年的流亡生涯。

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推动社会进步，做他更应该做的事，梁启超的例子是很鲜明的。从本质上说，梁启超是一个论政的人，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他自己也对女儿说，在政治舞台上做政客，对自己的心灵伤害得太厉害。官场上的错综复杂，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读书人所能面对的。梁启超在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心力交瘁，无法适应。这两年时间把他变得如同垂暮老人一样，他后来一门心思做他的学术，做他的老师，支持办报，就是对那两年政客生涯带给他伤害的反思。在袁世凯、段祺瑞这些旧官僚旧军阀的身上，充满了几千年专制主义带给他们的权谋之道与纵横捭阖的伎俩。这些东西，恰恰是梁启超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言论史上著名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但是，当他回头反思，想重新去从事言论事业时，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与精力已经不允许了，梁启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前面说他的时代从1907年就开始走下坡了，之所以还能延续到1917年，是因为他在前面的影响巨大，余波所及，还有10年。这个时代，我把他看作百年言论史上第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梁启超时代”。这个时代的黄金时期只有10年，从1896年到1907年，余波所及，影响到了1917年，一直到张勋复辟的时候，他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有三次扮演了历史的主角。第一次在百日维新这场和平的政治改革中，他利用《时务报》这个平台，发挥他在思想言论方面的影响。第二次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中，他在《大中华》杂志上首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第三次是在反对张勋复辟中，他第一个站出来发表通电，后来亲自参加了段祺瑞的马厂誓师，打垮了张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当中能三次介入重大历史事件，后两次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是十分罕见的。

言论史上“梁启超时代”过去了，接下来的第二个时代我把它称为“《新青年》时代”——用一本杂志来命名。

“《新青年》时代”的到来是意想不到的，1915年，当时袁世凯的马仔们正紧锣密鼓地为袁氏把总统的名字换成皇帝做准备。比如“筹安六君子”“十三太保”这些人，包括严复、刘师培这样的大学问家，胡瑛、李燮和、孙毓筠这些身上都有光环的老革命党人都纷纷落入袁世凯的彀中，为他称帝鸣锣开道。在这样一个恶劣的形势下，在上海，一本毫不起眼的杂志，没有人想到它以后会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的《青年》杂志，破土而出了。

办这本杂志的人，我们都知道是陈独秀先生。陈独秀在办这本杂志以前，已经在言论史上留下了一些算不上深的脚印。他曾经介入过“《苏报》案”之后创办的一张报纸——《国民日日报》——在上海与章士钊一起办的；在安徽，他曾经办过《安徽俗话报》，他是有过办报办刊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是参加过诸如暗杀团、岳王会这样一些地下革命密谋组织的资深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曾经出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既有丰富的革命阅历，又有第一手的办报办刊经验。1915年，陈独秀选择了办杂志这条道路，创办了《青年》杂志，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下了《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就好像车船两边的两个轮子，没有它们，社会是不会向前的。

从第二卷开始，他把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并且把科学与人权扩大为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从此以后，他就打着“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面大旗，集中当时中国最富有前瞻性、最有活力的一批知识分子，比如易白沙、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鲁迅、周作人兄弟、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陶孟和等。这样一大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新青年》上发表他们的言论，有些言论之激进，让我们今天看来都可能会心惊肉跳。比如说，鲁迅讲的“不读中国书”，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等，都是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正是以这样一种决绝的、不容讨论的姿态，陈独秀以他强有力的个性，推动了《新青年》杂志，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当然，在这背后，我们不能不提到蔡元培先生，他在1916年接受了北洋政府的任命，成为北大校长，他延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大本营从上海转移到了北京，这些情况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格局。在陈和《新青年》影响下，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山鸣谷应，仅1919年全国就出现了几百种新办的杂志，创办这些杂志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机遇，《新青年》杂志在袁世凯还要当皇帝，张勋还要拥溥仪复辟的情况下，居然在思想文化领域打开了一块新天地，重塑了中国近代史。

在《新青年》以前，无论是王韬办报还是整个“梁启超时代”，言论史的重点始终是围绕着政治，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梁启超耿耿于怀的是中国的变法，是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的立宪。到了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的时候，就不是以政治为中心了，他的目光看得更远，放得更大。《新青年》有一句话叫“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而是把目光主要锁定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变革上，叫作“伦理的觉悟是最后觉悟之觉悟”。他们猛烈地向孔家店开火，向儒家文化，向小脚、贞节牌坊、宗法礼教制度开火。

在《新青年》杂志风行中国的那个年代，儒家文化、读经运动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当时在《新青年》杂志的作者眼里可以说这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胡适、鲁迅、傅斯年他们对读经的态度，当年是很明确的。现在再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反而失去了方向感。当年什么人倡导读经？要么就是拖着辫子的、过时的人物，像康有为、前清的遗老遗少们；要么就是手里拿枪的军人，像湖南军阀何键是赞成读经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也是赞成读经的，可以说，如何面对读经运动，在“五四”时期，《新青年》所朝向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推倒几千年来以旧文化、旧道德、旧伦理、文言文为核心的整个价值标准，引入以法兰西文明中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新文化、新价值、新观念。

陈独秀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利用一本小小的杂志，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风气。影响所及，到了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施复亮当年就在一师读书，还有当时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夏衍，他们办的那些杂志，像《钱江》《双十》《之江》，都是一些油印的期刊，这些杂志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孤立的，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整个形成了山鸣谷呼应的局面。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就这样过来了。

在“《新青年》时代”中，影响最大的人物，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三个人——他自己、胡适、蔡元培；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狂人日记》，已经写下了《热风随感录》，还有许多小杂文。但是就当时的影响而论，“五四”时期鲁迅的影响还是不够。

“《新青年》时代”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到1919年，只有短短的4年，马上就开始走下坡了，但是，《新青年》的流风余韵一直影响到了1924年创办的两本杂志，《语丝》和《现代评论》，这是两本截然相反的杂志。其实这两本杂志所标榜的东西实质上并无太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纠葛，这两本杂志始终是对立的。《语丝》杂志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现代评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王世杰、胡适、陈西滢等，这两本杂志其实代表了《新青年》分裂后两种不同的路径，一路以鲁迅为标志，渐渐往左翼走了；另一路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保持中性、客观地介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道路。以后我们还会讲到“《大公报》时代”中胡适派的影响，而鲁迅的影响在《语丝》之后，其实主要是往左翼转了。“《新青年》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它不是政治的，它的影响主要是思想的影响，文化的影响，价值观的影响。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现在有一些人想抹杀“五四”的功绩，想抹杀《新青年》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估，甚至把我们此后的民族灾难都归结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其实，这没有找到病根。尽管“五四”表现出了激烈的反传统姿态，但是“五四”骨子里还是立，而不是破，主要是引进新的价值尺度，而不是破坏旧的价值尺度。要立起一个新的价值尺度，在当时守旧的中国，必须表现出一种决绝的姿态，必须要有像吴虞这样的老英雄，对孔夫子以来的中国传统进行一番比较激进的清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激进的反传统，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一下，“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的核心人物，哪一个不是贯通中西的人物？胡适一生最重视的东西不就是整理国故吗？直到他的晚年，他所致力的不就是《水经注》的研究吗？他们对典籍的研究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当然他们对西方文明也有很深的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留学背景，在学习了西方的文化，吸收了西方的观念之后，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放弃传统，以胡适为例，他终其一生没有娶小老婆，也没有换过妻子，他的妻子就是当年他母亲给他订下的那个，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这是蒋介石给他的盖棺论定。鲁迅身上也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打翻了一切“三坟五典”“百宋千元”，从鲁迅的句式、文笔上看，他更多的滋养依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在魏晋时代可以找到渊源。鲁迅的文风，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我们如果去看魏晋时期的作品，比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那种臧否人物的写法，在鲁迅的笔下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鲁迅最欣赏的人物不就是阮籍、嵇康吗？他表面上说不读中国书，但是他学术上做得最好的几本书，像《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都是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