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一直记得，2013年冬天，在敦煌研究院简易的宿舍楼里，讲解员陈瑾突然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认真考虑一下，如果让你们来敦煌工作，你们愿意吗？”

我们突然集体陷入沉默。虽然我们都热爱莫高窟，虽然在过去的10年里我曾一次次来到敦煌，怀着复杂的情感与敬意，可是，真的要认真地做一个决定，却难免瞻前顾后，反复权衡——留在敦煌需要付出哪些代价？这是否值得？

我相信，70多年以来，所有的“敦煌人”也曾面临过相同的困惑，只不过，他们最终选择的是迈出那一步。那一步，就成为命运的分野。

陈瑾是敦煌研究院的资深讲解员，2010年《生活》杂志造访敦煌时，每一天都是她带着我们参观洞窟，将那些藏匿在壁画角落的蛛丝马迹逐一指点出来。我自幼高度近视，或许从未看清楚过什么，然而，随着陈瑾的讲述，我却在壁画方寸的空间里，看到一个无比广袤的世界。

陈瑾比几年前更加安详。她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丈夫从某军区司令部调动工作来到敦煌，一家人蜗居在一室半的小房子里，桌上摆着从野外摘回的枣子。这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典型的年轻家庭，70多年以来，一代代敦煌人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沙漠上生活着，日夜守护这片恢宏的文化遗产，直至付出全部的青春。

千年光阴就这样在这片戈壁大漠上沉默流逝。从前，信仰赋予历朝历代画师们以神秘的力量，在昏暗的洞窟中，他们用画笔布下天罗地网，他们信仰神佛，又创造了神佛。已经故去的段文杰先生曾说：“壁画题记中留下不多的几个名字，有张思义、连毛僧、史小玉、刘世富等。”数百年前，在遥远的意大利，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们的名字像梵蒂冈一样不朽，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象征，而在中国的西北边陲，默默运笔的画师们，绝大多数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其实，当常书鸿、段文杰们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来到敦煌的时候，当他们决定将临摹（而非创作）确立为工作重心的时候，他们又何尝没有想过，历代画师们的命运或许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艺术家对于自我、个性最为看重，他们却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将自我、个性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来，谦卑地去体会一千年前画师们落笔时的构思与喜忧。他们何以作出这样的选择？

如今，一个时代正在落幕。第一代“敦煌人”日渐凋零，他们的甘苦喜悲也逐渐不为人知。倘若他们没有来到敦煌，守护着满山的洞窟，这片大漠美术馆或许早已在肆虐的风沙与劫掠中湮没于人世。而对他们每一个人而言，如果当年没有到敦煌，人生又会怎样？或许他们会成为更著名的艺术家？或许他们能少受些苦，过上更平静的生活？但世间并不存在假设。

在欧阳琳老人家中，见到她14年前用毛笔手抄的诗句文辞，其中有这样的八个字：“欲得净土，当净其心。”出自《维摩居士大乘经》。用这句话来形容几代“敦煌人”，或许最为恰当。

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敦煌的守望者们——从他们家中无处不在的壁画、雕塑，从他们脸上真诚而谦恭的表情，从说起“敦煌”这两个字时他们眼中骤然闪烁的光亮。这是敦煌的基因，也是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隐秘。感谢他们毕生的守望，也感谢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历程——那些随着墙壁一道皲裂的肌肤与面孔，那些在时光的威逼下老去的故人，那些在光阴的灰烬里逐一浮现的往事。

（撰文：张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