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集笺释

在传统社会的政治实践中，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章书写是传递意图、开展行动、扩大效应与营构荣耀的重要方式。王锡爵是明代社会中兼具政治与文学身份的典型士大夫，也是明代政治史上能够有效发挥文学之政治功能的人物。本书尝试考察王锡爵的文学书写与其政治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接受语言学、政治学等周边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思学界现有的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理解。

“倭寇文学”是将明代“倭寇”这一历史事件加以文学书写的独特题材类型，在中日两国文学中皆颇具规模。而两国作家所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决定了两国“倭寇文学”全然不同的观照与描写，由此形成了“中日视差”。本书通过分析两国的“倭寇文学”，在历史真相与文学想象之间，在史料记载与历史注解之间，在国别与区域之间，深入考察其中存在的差异乃至错位，从而有助于具体而又深刻地认识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

本书清理了媒介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媒介的角度为文学的发展寻找到了终极的“物质动因”，并详细论述了媒介与符号、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尝试建构了新的文学史观，分别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重新进行了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得到了不同于以前的分期结果。本书对中国诗歌体裁的演进原因及路径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找到了推动文体发展的本质力量，提出了“乐诗”、“文诗”的新文类。

本书从“欧美文学跨学科视野”“英国旅行文学研究”“现代斯拉夫文论的中国之旅”“文学史的对话”“莎剧经典的中国重生”“西方目光下的俄罗斯文化”“中日俄文学关系”等七个方面，应用跨媒介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空间叙事、后殖民批评、文化批评、影响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外国文学前沿问题展开研究。内容涉及但丁、莎士比亚、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经典作家作品的跨学科审视和新的阐释、巴赫金文

处于学术总结期与转型期的清代文话，表现出集历代之成而不乏新创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古典文章学最后的辉煌。本书在普查清代文话文献的基础之上，结合清代特有之学术风会与时代思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清代文话展开研究。宏观的理论专题研究基于对具体文话文献的提炼总结，力求宏中有微；微观的专书研究旨在考察重要文话个体与相关理论或文体的关联，希冀微中表宏。

本书聚焦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理论，特别是小说理论，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该内容的尝试和探索。主要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和后俄国形式主义两个时期，以前者为主，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雅克布逊和蒂尼亚诺夫等。具体而言，该研究主要集中于学派关于叙事作品的本事与情节、形式与功能、时间与空间、主人公与叙述人以及文学史等理论展开研究，考查学派叙事理论体系的建构、历史演变与发展规律。与此同时，探

承续楚风流韵和丁玲、周立波文脉，“文坛岳家军”及所谓“文学德军”集体走进新的世纪，经过近20年来的淘洗、冲刷、冶炼和转型，洞庭湖区域再次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诗人，形成湖区特有的文学气象，而研究和推介洞庭湖区域文学创作，亦成为本土文学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全书共分4篇9章53节。第一篇“现象论”集中论述“桃花源诗群”和“武陵小小说现象”。第二篇“作家论”重点研究昌耀和少鸿两位作家。

本书以1898年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借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从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两个视角探讨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作者借鉴托多罗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填补了文体研究的空白，而且推进了文学的形式

本书系统梳理了先秦至唐代文学作品中游侠形象的变迁，探索侠客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当时社会风气、士人心态的影响。司马迁首为游侠立传，构建了侠的经典形象。从曹植开始，侠的形象又与爱国结合，侠少年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举，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唐代咏侠诗与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亦是唐代包容开明、积极昂扬的时代风气之代表。侠文学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因而具备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