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做人 儒家做事 佛家修心大全集

郭象、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解释学是庄学史上以解释为形式、以哲学创构为实质的解释典范。他们三家都牢牢抓住传世本《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一语大做文章，以此语契入庄子而展开不同的哲学创构。郭象、船山、太炎不约而同地以“内圣外王之道”契入庄子哲学，与其时代环境、人生履历、个性气质以及本人思想背景有关。郭象生活时代之魏晋、船山生活时代之明清、太炎生活时代之晚近，是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乱世，作为天生异秉

生活于战国晚期的荀子，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调，批判吸收其他诸子各派（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的思想资源，创造性构筑了以礼为宗的儒学思想系统。该书立足于《荀子》原典，秉持“史思相养”的研究方法，沿循礼之缘起、礼之本质、礼之道德功用、礼之政治功用这一总体思路，系统深入描画了荀子礼思想的逻辑脉络。在荀子看来，礼是人文世界的至高原理，以层级化的名分秩序（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为其本质内涵，既能修一己之身

本书作者认为《论语》的编排不是随意为之，而尝试通过联系上下文，将章与章之间贯通，发现其内在逻辑脉络，还原编者当初的意图，使读者有“知其所以然”而豁然开朗的感觉，让《论语》更具可读性，也让人更自信地阅读《论语》；本书还通过参悟《论语》字里行间的深刻义理，努力发掘其蕴含的政治哲学价值，试图从中读出更多对当代人有益的启示。

《大学》原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后经过二程、朱子的提升，最终列入四书之中。因此，宋代《大学》思想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事件。本书对二程、朱子、陆九渊等重要学者的《大学》著述进行了仔细的哲学研究，并对卫湜的《大学集说》进行整理，从而梳理出一条《大学》思想发展演变的线索，即从汉唐时期的博学为政之学向宋代修己治人的理学、心学的转变。对宋代《大学》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有一定的补白作用。

本书是对现代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哲学的全面分析，分别从其儒学诠释中的道德形上学、自律道德、良知本体和历史意识四个维度，审视牟宗三在与康德哲学的对话中建构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作者站在原始儒家的立场，认为现代儒学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彻底扭曲和背离了儒学传统，即用道德取代伦理，用规则取代美德，用人取代天，用内在的历史终结论取代了超越的历史可进论；批评牟宗三所建构的道德形上学和宏大历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民本”。民本与民主是什么关系？这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海外学者围绕此问题也发表了大量成果。本书收录了海外学者关于民本与民主的代表性成果，反映了海外学者的主要观点。书中附有大量参考文献和论文信息，一册在手，基本可以了解海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供研究中国哲学、政治哲学的读者学习、参考。

历史上，韩愈以其文学成就彪炳史册。事实上除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也是唐代乃至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贡献卓著的经学大师。本书主要研究、考订、梳理韩愈对《诗》《书》《礼》《易》《春秋》《孟子》《论语》等经书的理解与运用，分析体会韩愈著作中对上述经书采纳引用时所折射出的经学思想，使其系统全面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这对韩愈研究、儒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研究中国哲学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取向，一种是主观的、现代的、创造的取向。本书无疑属于前者。书中异于前人之解，乃为疏通文本的需要，而非借题发挥的产物。本书作者坚持以经释经、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诠释原则，在广泛研读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前人的诠释分歧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

魏晋南北朝《论语》注疏文本完整存世的只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和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学界的研究热点也集中在此。但从魏晋玄学发展过程来看，《论语集解》处于玄学刚刚开始的阶段，《论语义疏》则处于玄学接近尾声的阶段，真正具有更多玄学思想的恰恰是居于这两者中间的《论语》注残篇。本书选取了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十二家《论语》注残篇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玄学内容，揭示其发展规律，充分挖掘这些残篇在魏晋玄学乃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