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八堂课

本书整体探讨新诗发展中的“戏剧化”论说及诗艺效应。在考察跨语际影响和耙梳史料的基础上，从类似“小说诗化”等文类融合层面观照新诗发展中几个集中阶段的“戏剧化”诗学话语和诗人文本策略，厘清新月诗派、九叶诗派和20世纪90年代诗歌“戏剧化”的内涵形态、异域影响和诗学机制等方面的纵向关联或异同，并在保留性地提出“戏剧化”非诗歌本体追求的前提下，层析出“戏剧化主体”“冲突性诗思”“戏剧化场景”三种“化戏剧”

本书对王嘉及其《拾遗记》进行了宗教本位和文学视阈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具体而言，书中对王嘉的籍贯和卒年进行了考证，对其交游和著述作了深入的探究，并从儒、释、道及谶纬之学四个方面对王嘉的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对《拾遗记》的研究首先是梳理了历代官修、私修书目对《拾遗记》的著录，并对《拾遗记》的版本及体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次是对《拾遗记》文本内容和艺术特色等的专题研究，涉及到了《拾遗记》中的女性、神话，

本书系国内莎学研究领域全面、系统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传播、翻译、改编、演出的莎学论著。研究紧扣20世纪中外文学影响中的重要个案：莎剧的变形与变异，从文本改编与舞台结合角度观照中国舞台上的话剧莎剧与戏曲莎剧的美学特点，考察莎剧与中国戏剧在写实与写意不同审美原理作用下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本书从影响、变形、变异的角度研究莎剧的接受与传播，有别于单纯的文本研究，通过莎剧中国化改编，厘清中西方戏剧观念

罗马人认为讽刺诗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这种诗体迄至德莱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德莱顿既有讽刺诗创作，也对讽刺诗，尤其是罗马讽刺诗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批评。讽刺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确立了德莱顿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声，而《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对于讽刺诗最为自觉和完备的诗学之作。本书以德莱顿的该篇批评为起点，结合他的讽刺诗和其他诗学作品，从考溯“讽刺”的起源开始，分别讨论了德莱顿对于讽刺的恰当方式、

本书运用文体学、叙述学和翻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的汉译，强调文学翻译的独特性，探讨文学翻译中社会文化观念对文学形式的影响以及文学形式的变化如何带动思想内容的变化，说明小说像诗歌一样有时是不可译的，其研究成果既反映了目前国内狄更斯小说研究的新进展，也拓展了狄更斯小说汉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简称“二南”），是《诗经》“国风”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诗经》研究中争议最多的部分。前贤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宏观把握和系统性不够。而且资料也比较零散，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书运用文学地理学和文史考证研究方法，从多学科的视角，结合地方文献史料，对《诗经》中“二南”的名称、地域及时代进行了辨析；梳理了先秦至近现代“二南”研究的内容、特点及研究价值；探讨“二南”诗歌的

本书以“宋代哀祭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哀祭文各类文体，诸如诔文、哀辞、吊文、悼祭文等进行文献考求、梳理、研读，对不同文体的缘起、流变、特点、界说及相关文体观念进行初步的考论，对其文献存在情况、主要内容及文体特点等，力求做出全面、细致、有深度、多角度的描述和研究。并将宋代哀祭文置于历史发展脉络之中，揭示宋代哀祭文的文体特征与文化意义，借以审视宋人生命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变迀。

本书是对晚清时期（1840-1911）中国人所作的海外竹枝词的研究，以欧美部分为主。书中追溯了唐代以来的竹枝词传统和海外竹枝词的源流，考察了晚清海外竹枝词的研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重点研究了吴樵珊、斌椿、陈兰彬、袁祖志、张祖翼、潘飞声、王之春、潘乃光、张芝田、张煜南等十位作者的作品。作者对失传的文献做了钩沉，对主要作品做了考校和笺释，清理了一些相关的史实。在意义方面，作者力求超越近代化研究模式，从中

本书在《陕西文学》、《延河》文学月刊、《小说评论》等文学资料研读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批评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为中心，从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批评的历史演变、格局建构，精神内涵、文化心态和批评家个案展开论述，实现对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宏观把握和微观透视，揭示陕西文学批评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互文性关系，界定了笔耕文学研究组在陕西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梳理了陕西